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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正当的，而世界上的血腥屠杀或政府和法律按某种原则杀人则是不正当的。在战争期间，我结了婚当了父亲。虽然当时有各种各样的差事，可我总是没有工作。我干过数不清的活儿，常常只干一天半天。我干过的活儿包括：洗碗、公共汽车售票、卖报、送信、挖墓坑、讨债、卖书、敲钟、酒吧招待、卖酒、打字、开机器、图书管理、统计、慈善事业服务人员、机械师、保险业收款、垃圾清运、看大门、教会秘书、码头工人、出租车司机、运动教练、送牛奶、检票员，等等。
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次相遇是在加州圣迭哥见到爱玛。哥尔德曼。她向我展示了欧洲文化的整个世界，给我的生活增添了新的动力和方向。世界产业工人组织运动展开时，我此极有兴趣，至今仍怀着崇名之情记得如下人物：吉姆。拉金、伊丽莎白葛莱、弗林乔万尼和卡罗特列斯卡。我从未加入任何俱乐部，无论是宗教、社会还是政治组织。我从小被人带往各种教堂…先是路德派，随后是长老会派，随后是卫理会公派，再后是圣公会派。稍后，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听了巴哈派的讲座，也听了神学哲学家、新思想派和耶苏再生论者的讲座。我完全站在折衷的立场上，哪派也不追随，贵格教派和摹门教派给我的印象是团结忠诚、自给自足。我认为他们是最模范的美国人。
1920年，在一家公司当了一阵信差和迷保后，我成了纽约市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的人事经理。我在此位子上做了大约五年事情，至今仍觉得是我一生中最富裕的时期。我接触了纽约形形色色的下层人物…大约十万男男女女。1923年，在三个星期的休假中，我写了第一本书……是十二个信差怪人的故事。这本书很长，写得也不好，但它激起了我写作的欲望。我招呼也没打就离开了工作岗位，决心成为一个作家。从此，真正的悲惨生活开始了。从1924年到1928年，我写了大量的小说和文章，一篇也未被人接受。最后，我自己印刷了我的作品，在第二任妻子的帮助下，挨家挨户去兜售，还去过餐厅和夜总会推销。结果，我被迫沿街乞讨。
由于得到一笔意外的小财，我得以于1928年来到欧洲呆了一整年，去了欧洲许多地方。1929年我呆在纽约，身无分文，生活悲惨，看不到前途。1930年初，我凑了些钱回到了欧洲，想径奔西班牙，可到了巴黎后再不能继续前行，从此在巴黎留下。
除了我用三周写成的信差故事外，我在美国还完成了两部小说，我把未完成的第三部小说带到了欧洲，写完这本书后我就把它送到了巴黎一个出版商手上；他旋即将手稿遗失，反过来一天问我是否肯定把它交给他了。我身边未留复写本…三年的心血成为泡影。我开始写作《北回归线》，到巴黎一年后，它成了我的“第一本书”。这本书是随时随地写在各种纸上的，常常写在旧手稿的背面。写它的时候，我几乎没有指望能够出版。这本书是沮丧之作。巴黎奥别列斯出版社出版了此书，为我打开了通向世界之门。这本书给我带来了世界各地无数的朋友和相知。我仍然没有钱，仍然不知如何谋生；但我有许多朋友和希望我成功的人，因此我不再害怕饥饿，尽管饥饿成了忧心忡忡之虑。我现在绝对与命运共存，安于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一点儿也不担心未来，因为我学会了如何在目前生活。
至于影响……真正的影响是生活本身，尤其是我从不厌倦的街头生活。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城市人；我讨厌自然，正如我讨厌“名著”一样。我得益于字典和百科全书很多；我小时候读工具书就象读巴尔扎克一样过瘾。我二十五岁之前几乎没读什么小说，除了俄国人写的以外。我特别留心宗教、哲学、科学、历史、社会学、艺术、考古学、原始文化、神话等学问。我几乎不读报纸，生平也未读过侦探故事。另一方面，我阅读了到手的所有幽默故事……只有一小部分有价值。我喜欢东方民间故事和童话，尤其是日本童话，里边充满力量和阳刚之美。我喜欢的作家有斯宾塞、法布尔、赫夫洛克、弗雷泽、老赫胥黎等人。多亏爱玛哥尔德曼的指点，我广泛阅读了欧洲剧作……我对欧洲剧作家的了解比对英美剧作家的了解要早。我读俄国作家比读英国作家早，我读德国作家比读法国作家早。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尼采和艾丽弗尔。我觉得普鲁斯特和斯宾格勒是极有生命力的作家。对我真正有影响的美国作家只有惠特曼和爱默生。我承认麦尔维尔的天才，但觉得他的作品太乏味。我极不喜欢亨利詹姆斯，绝对讨厌爱伦坡。我不喜欢美国文学的倾向；美国文学太现实、太散，太刻板；美国文学是写给最底层的人看的；在我看来，美国文学只有短篇小说不错。象舍伍德安德森和沙罗杨这样的两极作家才算是大师级的，堪与欧洲作家相比，假如不是胜过的话。英国文学让我热不起来，就象英国人本身一样，它好象是鱼的世界，令我感到陌生。我有幸接触法国文学，总体来讲它虽然单薄有限，但与英国文学相比，它是无穷想象的世界。我受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影响很深。我喜欢不太法国化的法国作家。我认为法国是西方的中国，虽然在各方面次于真正的中国。我认为法国是西方世界最适于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但它远不是健康而有活力的世界。
在写作时，我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更大的现实。我不是现实主义者或自然主义者；我的目的是为了生活；在文学中，似乎只有运用梦幻和象征才能达到这个目的。从骨子里讲，我是个形而上的作家，我运用戏剧情节只是为了表现更精彩的东西。我喜欢想象、幻觉，我喜欢从未梦见过的自由，它们甚于一切。我创造性地利用毁灭，也许德国式的东西用得太滥了，但我的目标始终朝向真实的内心和谐以及内心的安宁和平静。在艺术中我最喜欢音乐，因为它能充分自持，因为它趋于宁静。我相信，文学若欲变得真正能够交流（目前还不行），必须大量地使用象征和比喻手段，大量运用神话和文献。我们的文学大都象课本，一切都发生在知识的呆板平面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文学作品……当然也包括其它艺术作品……应当毁掉。我要让读我作品的人越来越少；我对群众的生活不感兴趣，对世界上现存政府的意图也不感兴趣。我希望并相信在今后一百年里整个文明世界将会消失。我相信没有“文明”，人类可以生存得更好，更丰富多彩。
埃里卡荣格笔下的亨利米勒
“什么是英雄？”亨利米勒在他的一本书中问道。他宣布说：“英雄，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能战胜自己的恐惧的人。”按着这个定义，亨利米勒就是个英雄。他并非一生下来就无所畏惧，但是，到了生命的尽头，他懂得了真正的启示是笑声；而不是愤怒。
亨利米勒一直以“污言秽语大王”而闻名，这一点令他感到可怕（在他活着的时候）。但是对他来说，性只是几种自我解放的手段之一。的确，他的最解放的书《马洛西的大石像》根本没有性方面的内容。
在我第一次遇到亨利米勒时，他还是个刚刚发表了一部长篇小说的青年作家。他给我写了一封内涵丰富的信，我们就开始通信交往了。见面后，我发现我们志趣相投。因为亨利特别喜欢与人为师，所以，他试图把他在漫长的一生中所学到的东西都教给我。当人们批评我的作品时，他说：“你何不把它当成笑谈呢？”我现在仍然努力像亨利一样谈笑风生。在我能够笑对不幸而不是痛哭流涕时，我大概就可以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了。
亨利米勒仍然使人望而生畏。这并不是由于他作为一个色情文学家的声望，也不是因为在凯特梅里特于己于人970年发表了《两性关系的政治》以来，“性学家”一词就贴到了他的身上，而是因为他当了一个解放者，因为敢于说我们能够克服恐惧这样的话而引起人们的惧怕和厌恶。
多数人都不自由。事实上，自由把他们吓住了。他们所遵循的生活方式是由他们的父母定下来的，由“他们说了什么？”和“他们会怎么想？”以及他们自己内心不停的对话、对责任和愿望的反复权衡，而终以责任为重等等一些因素制约的。
索洛说这些人是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中”……不过今天的说法是“喧闹的绝望”。偶尔出来个空想家，为接受虚张之勇他好象已经征服了自身的恐惧。人们马上对这种人感到惊恐…也羡慕，或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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