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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漠然无知的年轻人更容易被这“时尚”所迷惑，不知道旧瓶固然可以装新酒，而新瓶也可以装陈酒。
曾国藩的家书保存至今共有330多封，是名人家书保存下来最多的一个。在数量上《傅雷家书》与之不能比较，但《傅雷家书》内容的丰富深刻、精微细致却是独具优势的。
《傅雷家书》的文化格调应该说是“顶级”的。傅雷本人对古今中外的文学、音乐、绘画涉猎广泛，研究精深。而他培养的对象又是从小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终于成长为国际钢琴大师的傅聪。楼适夷先生称其为“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是并非夸大其词的赞扬。
傅雷深刻地懂得，艺术即便是像钢琴演奏需要严格的技术因素，但绝不是“手艺”，而是全身心、全人格的体现。他说：“我始终认为弄学问也好，弄艺术也好，顶要紧的是humain（按：法文”人“的意思），要把一个'人'尽量发展，没成为某某家以前，先要学做人；否则那种某某家无论如何高明也不会对人类有多大贡献。”
而所谓“人”在傅雷心中又是具体而微的，不是一个愿望，一个口号。大到对世界、对人类、对祖国的忠诚与献身精神，小到对自己的事业的严谨，对父母的孝敬，对妻子的理解，对友人的宽容……并且具体到了一个乐段的处理，一位友人交往，以至于言谈举止也都一一告诫。“手要垂直，要人立直”，也使我这个读者印象深刻。
在此，我特别要提到重编本新增的三十四通中，有二十三通是母亲朱梅馥女士的信。这些信件在读者面前伟大女性的亲情和人性。
在人性中，母性是最伟大、最无私的。再加上朱女士又是一个既有东方文化素养，又经西方文化洗礼，既端庄贤淑，又开放通达的女性，她的母爱中融合了文化之美。在那环境险恶的年代，在个人安危毫无保障的日子里，她心系远方的儿子和孙子。她克制着内心的恐惧和痛苦，把坚强、安详、无微不至的关怀，传送给漂泊异国他乡的亲人。一件为孙儿一针又一针织出来的毛衣，情重如山，她却为“礼薄”而不安；为了让孩子在异国感受到家庭的温馨，她一丝不苟地写下了几个菜肴的制作程序，唯恐疏漏一个细节。
最终，她跟随着傅雷走上了不归之路。她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究竟为了什么，但她明白傅雷的人格尊严已将不能忍受这样的践踏和侮辱；她和他携起手来，把生命融合一起，迈步永恒。对她来说，其中更多的是殉情的美丽。
人性如此美丽的女性，怀着伟大的母性，走了！
我们只能说，这是美的毁灭！
而我们必须追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保护美，创造美？为什么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美的毁灭？
如果有更多更多的人，共同发出这样的追问，我想，这是人类的希望！
（二）
《傅雷家书》的直接受益者当然是傅聪。傅聪说：“我一天比一天体会到小时候爸爸说的'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我在艺术上的成绩、缺点和我做人的成绩、缺点是分不开的；也有的做人缺点在艺术上倒是好处，譬如'不失赤子之心'。”对此，傅雷夫人朱梅馥女士也体会至深，她在给傅聪的信中写道：“你别忘了：你从小到现在的家庭背景，不但在中国独一无二，便是在世界上也很少很少。”
正是这样的家教陶冶出一位世界级的艺术大师，并给千千万万的父母留下了一面宝镜。照一照我们给了孩子一些什么，为了孩子我们自己怎样做事做人？
我们当然不能苛责傅雷。在与傅雷同处一个时代的时候，我们很难与傅雷比肩；但是，当时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傅雷家书》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的时候，我们必须以新的视点重新审视这笔财富，我们才能在今天以至于明天充分发挥这笔财富造福人类的作用。
楼适夷先生在《读家书，想傅雷（代跋）》中已流露了对傅雷家教过细过严的“不以为然”。而我以为还有更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的问题：傅聪犹如一只邀游世界的凤筝，不论多远多高都有一线牵连着傅雷的家教：傅雷的家教以其教子的成果证明了它的真理性。但是，以其生命实施这家教的傅雷却保存不了自己的生命。这，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一个连自己的生命，这最起码的权利都保存不了的知识分子，他实施的家教，是否必须重新审视呢？这个问题当然远远超出了傅雷夫妇个人的生死之谜。
1956年6月，傅雷以极其兴奋的口吻告诉儿子，他参观了淮南煤矿、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为祖国的建设，为人民急起直追的勇猛精神，感慨系之。特别是佛子岭工程全部由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建造，他感到无比骄傲。应该说，这样的感觉正常、正确。中国确实在自己轨道上超越历史地发展着。
但是，傅雷由此以为“恐怕世界各国都要为之震惊”，甚至“科技落后这句话，已经被雄伟的连拱坝打得粉碎了”，却不仅是过分乐观，更重要的是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已与世界有所隔绝；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落入“井底”，并从“井底”仰头看“天”。当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确认“天”就是井圈那么大的时候，他不仅失去了对“天”的认识，更严重的是失去了对“井底”的认识，以为这就是认识世界的最佳“好望角”。这正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他们把别人像中药配方那样的“配方新闻”，当作通晓世界、把握真理的捷径。他们有眼，却不用自己的眼睛去观望五洲风云；他们有耳，却不用自己的耳朵倾听四海风雷。今天，一个普通老百姓都不至于看到中国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而引出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科技上的差距已经消失的结论。而那时，像傅雷这样的杰出的知识分子也不承认差距严重存在的事实。可见，若干年前亿万中国人虔诚相信一个人可以“洞察一切”的神话，就并不奇怪了。
虽然，傅雷走出过国门，接触过比封建专制主义进步的社会思潮，但他依然不能根除中国知识分子的痼疾……往往在新的形势下分不清爱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区别。尽管他自信“素来不轻信人言”，但依然不能不犯中国知识分子轻信的毛病。尽管他清醒地看到“要求真正民主，必须每个人自觉地作不断的斗争。而我们离这一步还远得很”，但依然分不清大人物的民主承诺与民主在中国扎根之间的千山万水；分不清给你民主与实现民主的本质区别。历史的一再教训使我们应该心平气和地承认一个事实：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中国知识分子犯了一个群体性的错误，以为“民主的春天”已经降临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正如傅雷兴高采烈地告诉儿子“我们真是进入了原子时代，tempo（节奏）快得大家追不上”。在此之前，傅雷曾自豪地写道：“我一生做事，总是第一坦白，第二坦白，第三还是坦白。”如今既然民主的春天已经到来，那么“坦白”应该是到了最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不止是傅雷，那时候太多的知识分子，是以坦白的胸襟去拥抱这“春天”的。然而“春天”忽然变脸而变成了严酷的“冬天”；1957年的“反右”首先是无情地惩罚了这些“坦白”的人物，自然包括了傅雷。坦白当然是优点，但也应当看清对象。我们有国家机密，机密是不能告诉一切人的。而个人也应当有心理机密，这机密同样是不能告诉一切人的。当坦白得不到安全保障的时候，就应当严守心理机密。
傅雷夫人朱梅馥女士在给傅聪的信中说：“爸爸做人，一向心直口快，从来不知'提防'二字，而且大小事情一律认真对待，不怕暴露思想；这次的教训可太大太深了。”显然，对傅雷来说这时候接受教训已为时过晚。因而朱女士对儿子说：“我就更连带想起你，你跟爸爸的性格，有许多相同的地方，而且有过之，真令人不寒而栗。”不过接受这种家教的傅聪正在国外学习，没有亲尝“坦白”的教训，大概也无法理解“坦白”何以获罪。因为，此时他与父亲不站在同一片土地上。
重编本中以傅聪的家信代“前言”，恰恰从中看到了与傅雷的认识上的差异。傅聪直言不讳地以自己的经历与1957年后的中国的政治环境作了一个在当时可以称之为“大逆不道”而今天已成为常识的比较。他说：“国内的生活和国外太不同了，假如要能在艺术上真有所成就，那是在国外的条件好得太多了，主要因为生活要丰富得多，人能够有自由幻想的天地，艺术家是不能缺少这一点的，不然就会干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