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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译者应尽可能多方面涉猎各类学问、各门学科，因为文艺作品的题材是多样的，反映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譬如，巴尔扎克在环境描写上是不惜笔墨的，对他那个时代的建筑、室内陈设、人物服饰都作了极其细腻的描写。事过境迁，相隔一个世纪，一个东方人来翻译这些西方的古董确实不易。傅雷在译这方面的段落时，俨然就是个考古学家。
“化为我有”
翻译要忠于原文（包括原文的内容、风格、句式、词汇、音调、节律、语层……），不能越俎代庖，翻译家对于作者真可谓亦步亦趋。他还得在本国语言中找到最贴切的形式来表达原著，为本国读者着想，对本国读者负责，对本国语言的纯洁性负责。傅雷力倡在译之前“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就是为了尽可能忠实于原作。从傅雷的译文看，我认为他“直译”、“意译”兼而用之，有好些地方是采取意译的。傅译好就好在理解正确，误解甚少、译文忠实、贴切，又不拘一格。我也不曾发现他对原著随意篡改。译文基本上做到原文的内容、意思句句落实，字字落实。有人说，意译读起来不费劲，像读本国小说，仿佛有置身中国社会的感觉。我们读傅译却并无置身中国社会的感觉，但是像读本国小说的感觉是的确存在的。那正是傅译的成功之处，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傅雷呕心沥血的目标就是使“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难道非把译文一概欧化，读来“洋腔十足”，生硬如洋人讲中国话，才算反映客观实际，称得上异国情调吗？刻意求“形似”，一味采用僵直的译法，结果一定会“貌合神离”，机械呆板。翻译绝非“照猫画虎”，“照猫画虎”的结果难免“画虎不成反类犬”。理想的译文当然须神形兼备，达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但当内容和形式发生矛盾时咱．然应先顾及内容，牺牲原来的形式，以内容为主，以形式为次，“重神似不重形似”。“LEPEREGORIOT”译成“高老头”，译得多好，这是意译。我至今未曾听说过对此有非议，主张一定要直译成“高里奥爸爸”才心满意足的。何况，高老头的形象决不是一个什么姓高的中国老汉，他在读者眼里始终是一个法国19世纪落魄的面粉商。
有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说法，说傅雷的译文油腔滑调。估计讲这话的人没有对照原文看傅译就随便发表意见。原著“油滑”，译文亦“油滑”，谓之“忠实原文”。伏尔泰得心应手的战斗武器是“讽刺”，他的描绘近似漫画，在他嬉笑、揶榆、嘲讽的笔下，作品呈现了一种滑稽的基调。傅译伏尔泰保持了原作冷嘲热讽、嬉笑怒骂的泼辣风格，是很“传神”的。
傅雷译《罗丹艺术论》序…刘海粟
在西欧历史的黎明时期，古希腊的雕刻竭力将神人化，反映出人对神的怀疑、亲近和畏惧，恰好说明神的威力难以摆脱，同对人的歌颂发生了矛盾。菲狄阿斯在矛盾中寻求幸福、宁静、和谐，形成欧洲雕刻史上第一座高峰。可惜他的“著作”全都“写在”雕像之中，并无文字流传，他思想发展的脉络虽可从石像里去探求，总不免使我们遗憾。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懂得达摩老祖不立文字这一遗训的丰富内涵。厌弃言筌的禅宗也要通过语言促成渐悟，顿悟之后才可以抛开语言文字。雄鹰在天，双翅不动，那是很高的境地；公鸡斗架时翅膀乱动，羽毛纷纷扬扬，其实并不会飞。可见妙悟之难。这已是题外话。
昏迷与觉醒，束缚与挣扎，对立并存，失去一方，另一方也不存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痛恨宗教裁判草管人命，僧侣贵族的一切罪恶言行，无不归之于神的意志；为奴隶主贵族卖命冠以“爱国”雅誉，掠夺兄弟国家打上“吊民水火”的金字招牌。奄奄一息的宫廷艺术，依仗贵族富商残羹点缀太平，宏扬教义，麻醉同胞。以人的觉醒与挣扎为重要主题的弥开朗琪罗，刻出许多杰作，人的力量强大，侧面反映出神权愚昧专横的事实。古希腊雕刻，渊穆静伟的调子发展为心灵的暴风雨，由内敛而外张，表现了力和狂怒；某些作品也有阴柔静谧之美，并传不朽。弥开朗琪罗留有十四行诗和一些书信，没有论证雕塑的专著。弥氏作品肌肉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但还不完全达到自觉的追求。
罗丹的作品，代表西方雕塑史上第三个高峰。在他之后的蒲尔台、马约尔、康宁柯夫、摩尔等大家的雕刻丰富了人类文化宝库，就总体的博大精深和历史影响而论，还没有全面超越罗丹而形成第四个高峰。
罗丹的创作，思考人间的疾苦，歌颂人的创造力、人的尊严和为维护它而付出的代价。神的形象消失了，他在表现丑得惊心动魄的对象如《丑之美》时，所用的手段仍然是美的。他抄袭甚至剽窃过克洛岱尔小姐的佳作，始乱而终弃，人格上比弥开朗琪罗要差，但没有人否定他是一流大师。
三位雕塑巨匠都是人，把他们想象得完美无暇，是我们造神意识的残余在作怪，发现神的缺点才使我们痛苦，至于人无完人，这是革命导师也不否认的。对菲狄阿斯年代久远，难以发现什么史料。弥开朗琪罗也是古人。罗丹离我们稍近，作品比较容易理解，缺点也容易发现。
发现前人缺点并不难，论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巨人缺点的文字何止千种，但大多数已经为时间所扬弃。而超过巨匠们艺术成就的人，比指责他们的人要少得多。我们无意于为大师辩护，靠他人辩护过日子的不会是真大师。添上一块石头，去掉一筐土，都不会改变山峰的高度。我只讲超越前哲们长处之难，不是宣扬他们永远不可企及。绝对化与辩证法是绝缘的。
罗丹首先是创造家，其次才是理论家。
没有一系列雕刻，他谈不出《艺术论》。
退一万步讲，即使没有雕塑作品，能谈出一部《艺术论》，也足以不朽。此书是对欧洲雕塑史的科学总结，又是个人经验的精炼概括，其中贯串着对前人的崇敬，有对许多名作的卓见，有劳动喜悦，沉思刻痕，点滴的自省。他对雕塑语言的创新上，强调自觉地体现肌肉本身的节奏与表情，对前人学术有所发展，启悟来者，开示法门。
原子中子时代，时间宝贵，此书以少胜多，反复咀嚼而不厌，从这口“井”里可以汲上不竭的“水”，那便是睿智、平易近人、更新自我的渴望，帮助我们去思考艺坛之内的群花，艺坛之外的事理。在深邃上或有不及柏拉图对话集之处，却可以与《歌德对话录》、《托尔斯泰对话录》具有同等价值。
世界文化史上的巨人很多，被作家、批评家、学者记录下来的对话集却很少。中国先秦时代许多子书，多为门人记载，此后仅来儒语录、明清两代个别和尚有语录外，此类著作寥寥，艺术家谈话则多随风吹散，损失极多。读完此书，我们深感罗丹难得，而葛赛尔更难得。盖谈艺者不乏其人，能将吉光片羽聚腋成裘，有创见、有情感、有色彩、渊博精淳的散文家，百年无几。这一点值得沉思！
艺术家成就愈高，享受光荣愈多，周围谄媚者也随之增多。廉价恭维几句不要学问，创造一本学术著作，不仅仅要才，还要有德，有放弃自己著作甘为他人作嫁衣的牺牲精神，要淡于名利，善于发现，心胸博大，不怕流言，坚忍不拔，甚至处于清客幕僚地位，完成大业，难处远非文字可以尽述。即使伟大艺术家，也不是各方面都伟大。奴才听话无用，才人傲物，未必俯首帖耳。容人与容于人都难。掌握老艺术家思维方式，语言风格，本身就是创造。主仆关系非合作关系，宽松、容忍、尊重个性，才有平等的成功的合作。把作家批评家看成录音机是愚蠢的偏见。要重视、理解这种特殊行业——无能的干不了，有能者不愿干的工作。这样，我们的学术会进一步繁荣。一些体力好的人，可以创作为主，口述书稿为辅；一些体力差而思维能力好的老专家，可以在学术上后继有人、死后有书。抢救知识与史料，是战略性时间性很强的大事，抓迟了要后悔。
怒安于1931年“九·一八”前夕，与我同船自巴黎回到上海，住在我家，始译此书，次年春天竣稿，油印过三十多册，发给毕业班学生作课外参考读物。他善于教书，讲美术史课时，墙上放有名画幻灯，学生又发给明信片或小画片，互相对照，条分缕析，鞭辟入里，使学生听得入迷。他讲罗丹的代表作，将此书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