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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
从文字上说，傅雷力求达到“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法文略）
因此，查理带了巴黎最漂亮的猎枪，……他也带了全套最新奇的背心……。还有当时风行的各式硬领与领带，名裁缝蒲伊松做的两套服装……。一套华丽的纯金梳妆用具也随身带了。凡是花花公子的玩艺儿，都已带全，……。（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
这一节，巴尔扎克连用六个emporta作艺术渲染。此种修辞法能强调、突出文章某一内容。原文中的修辞手段，如果直译，在译文中也能收到同样的修辞效果，翻译时当尽量照搬。要是直译收不到同样效果，甚至使译文糟糕得读来不顺口了，就得改换译法。巴尔扎克这段文字直译成中文，看来行不通。傅雷另辟蹊径，略去了四个人称代词“il”（他）；“emporta”（带来了）也多用不同译法，其中有一个干脆不译，与上文“还有风行的各式硬领……最讲究的内衣”一句一气呵成，把原著的神韵再现了出来。
“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鲁迅语），是说翻译不能没字典，不能望文生义。但是，不顾作者遣词造句的用意，不顾文章的风格结构，光拣字典里现成的译法往译文里填塞，也不能解决问题。魏文帝曹丕说：“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词为卫。”翻译也是如此。“意”即内容，意思；“气”即语气连贯、文字流畅、结构严密。译文不能舍本逐末，只偏重形式不注意内容，而应该主次分明，“以意为主”，用字遣词一定要顺理成章，照顾左邻右舍。请看傅译两例：
Acettenouvelle；il（Zadig）tombasansconscience；sadouleurlemitauborddutombeau．
一听这消息，查弟格当场昏倒，痛苦得死去活来。
—Etes…voussujetacettecruellemaladie？—Ellememetquelquefoisauborddutombeau，。。。
“这种痛苦的病，你可是常发的？”“有时候几乎把我命都送掉；……”（伏尔泰：《查弟格》）
Mettreqqn。auborddutombeau直译为“将某人置于坟墓的边缘”。上面两句直译便是：“他的痛苦将其置于坟墓的边缘”，“它有时候将我置于坟墓的边缘”。在规范化汉语中，这样的句子读起来不通顺，会使译文欧化；原文流畅、自然的风格会荡然无存。傅雷并不拘泥于个别字眼，这里将同一词组还作了不同的译法，所以他的译笔文从字顺，前后衔接得天衣无缝。
鲁迅说：“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都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因此，译者在汉语方面得有很高的造诣。汉语是很难学的，不说别的，单是语气助词就不少：“啊、呵、噢、呀、呐、哪、喔、哟、哇、……”使用要贴切，与法语要对应。下面我们引一段《高老头》中的对话：（法文略）
一霎时，波尔多斟遍了，饭桌上大家提足精神，越来越开心。粗野疯狂的笑声夹着各种野兽的叫声。博物院管事学巴黎街上的一种叫卖声，活像猫儿叫春。立刻八个声音同时嚷起来：
“磨刀哇！磨刀哇！”
“鸟栗子呕！”
“卷饼，太太们，卷饼！”
“修锅子，补锅子！”
“船上来的鲜鱼呕！鲜鱼呕！”
“有旧衣服，旧金线，旧帽子卖？”
“甜樱桃啊甜樱桃！”
最妙的是皮安训用鼻音哼的“修阳伞哇”！
几分钟之内，哗哩哗啦，沸沸扬扬，把人脑袋都胀破了。你一句，我一句，无非是瞎说八道，像一出大杂耍。
一幕闹剧，跃然纸上。傅译已达到相当高的艺术境界。这段对话中，个别语气助词是沪语，因为傅雷是上海人，上海小商贩的吆喝声使傅译有生气。倘能代之以北京小商贩的吆喝声就更精彩，因为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诚然，傅雷的译作还有不足之处，比如对话中个别句子过于书面化。我想，这与他倡导的要多“读旧小说”不无关系，况且傅雷译的巴尔扎克多在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成书，以当时文坛情况而论，傅译的文笔可算是非常通俗、非常通畅、非常大众化了。再者，巴尔扎克使用的词汇量极大，个别词又较冷僻，要贴切地译出并非易事。傅雷自己也说：“文字总难一劳永逸，完美无疵，当时自认为满意者，事后仍会发见不妥。”翻译家在艺术上精益求精的精神溢于言表。再想想傅雷1951年、1963年两次重译1944年初译的《高老头》一事，不能不使人对这位孜孜不倦、不断探索的翻译大师肃然起敬。
巴尔扎克写作的速度极快，稿子修改得也不多，风格冗长而滞重。傅译巴尔扎克小说却是脉理清晰、层次清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傅译本超出了原著的语言水平。这类事，翻译史上常有发生。如歌德认为纳梵尔所译《浮士德》法文本比自己的德文原作来得清楚；叶君健所译安徒生童话之于中国儿童，比原文之于丹麦儿童更明白易懂。对这样的做法，也许会有反对意见，但我的看法是，翻译家在文字上如能既“传神”，又超过原作，这真是原文作者和译本读者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呢！一个作家找到一个高明的译者，就像一个编剧找到了一个好导演一样地有福气；如找到一个很糟糕的译者，就是天生倒霉的了。有了傅雷，巴尔扎克算得上是有福气的了。巴尔扎克之所以在中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傅雷先生是立下了大功的。
对待伏尔泰的著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傅雷说：“伏尔泰原文修辞造句最讲究，译者当时亦煞费苦心……”我们来看一段《老实人》的译文：
Panglossenseignaitlametaphysico…thelologo…cosmolo…nigologie。llprouvaitadmirablementquilnyapointdeffectsanscvause；。。。
邦葛罗斯教的是一种包罗玄学、神学、宇宙学的学问。他很巧妙的证明天下事有果必有因，……
（1）“Lamétaphysico…théologo…cosmolo…nigologie”译成是“一种包罗……的学问”，精彩极了。特别是那个冠词“la”译成“一种”，如稍加玩味，便能悟出它的妙处。可惜“nigologie”没译出。这个词在词典中找不到，要凭想象。法语中“nigaud”意为“傻瓜”，“logie”是表示“学”的后缀，合在一起，即成“nigologie”（“傻瓜学”）。伏尔泰运用文字进行讽刺的本领由此可见一斑。再说，玄学、神学、宇宙学，都是些令人敬畏的学问，现在却与傻瓜学为伍，真叫人啼笑皆非了。所以傅雷所添加的“包罗”二字，实在令人拍案叫绝。
（2）Ilnyapointdeffetsanscause，沿用汉语习惯讲法“有果必有因”，并不因为法语是否定式，中文也来个否定式。译文的效果也是值得肯定的。
“以艺术修养为根本”
傅雷说：“译事……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领悟。”傅雷译过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和《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两部作品。罗曼·罗兰是巴黎大学音乐艺术史教授、贝多芬研究的权威。《贝多芬传》在傅雷以前有三种中文译本，但傅译本出版后便一锤定音，再无重译本了。在译本后面，傅雷还专文介绍贝多芬的主要作品。《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以贝多芬的一生为蓝本的一部传记体小说，具有交响乐一般的宏伟气魄、结构和色彩，小说穿插对音乐作品和音乐家的评论，带领读者漫游欧洲古典音乐王国，使读者陶醉在乐曲的享受之中。作品文字朴实，有如清澈见底的流水。一个在音乐方面完全外行的译者显然不能胜任这部作品的翻译。据说，傅雷是边听音乐，边研究音乐史，边译小说的：罗兰讲海顿就听海顿的交响乐，讲勃拉姆斯就欣赏勃拉姆斯，有一次听贝多芬竟听得哭了起来。译者感情的波澜随着书中的人物情节起伏，终于译完了全书。《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罗曼·罗兰教授音乐史的副产品。傅雷的翻译也有副产品，如《文艺报》上刊登的他的文章《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
的确，译者应尽可能多方面涉猎各类学问、各门学科，因为文艺作品的题材是多样的，反映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譬如，巴尔扎克在环境描写上是不惜笔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