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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李连杰办起了自己的电影公司。这时，他自己做了老板，自己去拍电影，突然之间换了一个角度去看生命。以前是打工的，整天管人家要钱，要这个要那个，但是后来，自己做了老板，就发现，你怎么管我要这个，你怎么管我要那个？每个工人都开始重复他以前做过的事情，在这个阶段，李连杰经过了肉体上、精神上的冲击。因为拍了《少林寺》以后，腿断了，非常严重：“我住在咱们北大的第三附属医院，当时七个小时的手术结束以后医生告诉我，我们能保证的就是告诉你可以完整的走路，至于能不能拍电影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开一个三级残废证，你可以拿这个残废证在你的一生中做一个因工受伤的保证。作为一个19岁的人，差不多全亚洲都知道我很辉煌的时候，功夫很了不起的时候，我自己会面对人生最大的坎坷，都不能确保我还能不能跑、跳，那个冲击是蛮大的，在我的人生里。八十年代整体来讲，是自我中心、自我膨胀、自我痛苦的一个很长的阶段，一直到我90年代的时候才开始慢慢理解，我经过每一个年轻人都想经过的阶段，为自己的名、利、物质奋斗的过程，我完全理解，我也很同情每一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要面对的问题。”
到了90年代以后，李连杰学会了思考。他开始思考自己所学的武术，武术告诉人有阴和阳两方面的东西，但是李连杰觉得自己似乎总站在阴的一方面去考虑人生，以自我为中心。当时李连杰懂得了谢恩：“第一件事要感谢的是我的父母，因为没有他们，就生不了我；第二件事要感谢的是我的国家，因为他们选择了我去学武术，第三个感谢的是我的教练，他培养了我，第四个感谢的是《少林寺》的导演，他发现了我，第五个感谢的是很多的电影公司都请我拍电影，第六当然要感谢徐克导演。”李连杰说，这是他首次站在〃阳〃的立场上去讲一个感谢的观点，但同时他也从阴的那一面作了解释：“出生不是我选择来的；第二，是国家希望有人才，觉得我是那个人才才把我选上的；第三，我教练也希望选出一个全中国的冠军，培养一个冠军，也不是光培养我一个，我就是挺有天分的才把我培养出来，我也有立自己的功劳对不对；电影的导演选一个主角，这么多年轻人不选别人就选你，说明你有这个天分才能做这个主角。所以我有这个天分，做这个主角，到后来电影公司发现我能帮他们赚钱才选了我，徐克也知道我能够演绎这个角色才选择我。”所以，原来站在阴和阳两个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个问题的时候，答案是不一样的。李连杰也从这个角度里开始了解生活、了解生命，直至后来在香港的发展，去美国工作了几年，后来去欧洲工作了几年，一直到现在，已经改变了他人生的一个基本观点，不习惯站在某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喜欢在两边晃来晃去。“因为只要大家作为一个人，有一个立足点的时候，你就会有自己坚信的思维方法，但这并不是真理。对面的那个人，因为他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东西，他会说出跟你相反的论调，但它也不是真理。所以生命不是一条路走到底，所以我一直坚信我们人类是一个〃圆〃，因为无极，无极就是一个圆，有了圆以后有了天地，叫阴阳，天地有了四相，之后有了八卦，八卦六十四相演变出整个人类，如果太自我为中心，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就会有很多痛苦，抛掉自我中心的时候，就会非常快乐。这是我目前经常在做、经常在学的事情。”
演讲了一会的李连杰说自己讲话很闷，但却博得了台下一片热烈的掌声。
讲了自己的童年、青年时期以及对万事万物观点的转换后，李连杰又讲起了个人对物质的看法：“97年的时候我想退休，因为我发现，物质不能满足我心灵上的要求，因为我从七十年代，一次出国给母亲买一个手表，第二次就买一个手表给姐姐，后来给哥哥，后来觉得不过瘾，我努力去赚钱，买一个自行车，后来每一个兄弟姐妹都有自行车了，后来就买电视，彩电，那在七十年代是非常威风的事情，后来就买了冰箱、洗衣机，到后来买了房子，无限的为家庭做，为自己争取，当然自己也在买更好的。到了一定的程度，当然会有汽车，有房子，有权力，有欲望，但是你发现，不光是我自己，物质不能完全满足我的问题，解决我内心的痛苦，周围的人也不是，我有很多很穷的朋友，有很多非常富有的朋友，非常非常富有，但是他们也痛苦。我觉得，造成人类痛苦的原因原来不仅仅是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心灵又是什么？我在那个时候就开始觉得，不行，这个东西不是我要走的路，我要去寻找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真的，我觉得物质，在某一个阶段是相当重要，没有这个东西，我们不能专心读书，我们不能专心的照顾家庭，我们不能专心的做一件事情，在某一个阶段是非常重要，但是跨过那个阶段以后，就是本质不变、量在变了。因为这个观点是，有的人有一千块钱一个月就开心了，有的人希望五万块，有的人希望五十万，这是一个量的区别，你给他一千块给五十万的人，他不会开心的，所以钱和物质并不能使每一个人开心，但是欲望又是无止尽的，我经常开玩笑，就算在座的，如果真指望发财的话，我们每一个都是李嘉诚，但是往前一开，还有一个比尔盖茨，更有钱，怎么样比比尔盖茨更有钱？所以我觉得物质不能解决心灵的痛苦。所以我开始变成了一个佛教徒，重新来看宇宙，看生命，看物质结构是什么，心灵结构是什么，从这个当中找到很多快乐。”
说到自己是一个佛教徒的话题，李连杰又十分感慨起来：“2003年，我无意中看到一个新闻后非常震撼，那年中国有28万人自杀了，当时我就想，20多万，每一个人有十个兄弟姐妹，父母、爷爷奶奶、同学，那就是十倍的痛苦，几百万人在痛苦。我觉得，我能做什么？因为当你探讨心灵的时候，到了某一个阶段你会了解到，真正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如何去关心这些人，如何用我的能力所及为社会做一些什么，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我就决定，通过一部电影，《霍元甲》，去阐述我42年来所走过的心理历程，希望这个电影能够告诉人们‘自强不息’，这不是我提出来的，是霍元甲提出来的，如果这个问题重新再探讨一次，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生命，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也经历过，常常以自我为中心来定位去看社会，去看生命，我的老师怎么样，我的同学怎么样，谁对我好，谁对我不好，习惯以自我为中心了。如果可以提早地站在不同的角度看一看生命，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什么是我想的，什么是我真正需要的。因为真正想得到和真正需要的未必是一个正题，如果说我非常希望得到一个奔驰，但是当你拥有了奔驰，也会有奔驰的麻烦，因为保养也很贵，保险也很贵。所以任何一个东西，只是量的区别，本质并没有变，我之所以重复是量的区别。我有朋友是做总统，做总统也有总统的痛苦，做明星也有明星的痛苦，但是很多朋友会说，我情愿做总统，做明星，那个痛苦我喜欢。真的，我不是说这个方向不好，这个方向非常好，但是你要了解，在好的背后的付出是什么，多几个角度来看生命，他们灿烂的背后有多少痛苦，你看到多少明星自杀？我还是很尊重他们的选择，但是我认为那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只能说我尊重他们，但是我只提倡这个东西，因为在任何一个宗教，不管是佛教、天主教还是基督教，等等经过长时间的考验的宗教里，都是反对自杀的，因为自杀只能把肉体的痛苦暂时解决掉，并没有结束。”
拍《霍元甲》完全是出于一种责任感，李连杰说出了他的初衷。“连简单的动物都了解普通的保护和爱，我作为一个动作演员，在过去几年里，最近几年我经常在强调，其实我针对的很重要一部分是针对美国的观众‘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我不停的希望我的作品里能带动这种思想。其实《霍元甲》有一个蛮重要的信息就是告诉大家，武力可能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但一定不是唯一的方法，暴力能够征服别人的肉体，但永远征服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