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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的意识，身体对未定性为侵犯的行为就撑得下来。看看一起玩耍的孩子便明白了。只要不超越一定的生理限度，一个十岁孩子对六岁同伴的折磨是可以被承受的；如果让成年人也被陌生人如此对待且毫无怨言，能受得了一半的人都难找。新生入校过关也是个例子。他们能忍受的东西简直叫人难以置信，极尽污辱之能事。换上是一名人质处在这样的境地，肯定受不了。
训练科目里百分之二十四的内容和精神训练有关。剩下的就是帮助身体习惯于各种痛苦，目的在于调节神经系统并尽可能控制内啡呔分泌。反复告诉自己的身体，一切都属“正常”。“正常”，这个词在我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遇事的第一反应。痛苦？难受？环境复杂？“这很正常。”安定的精神状态会向身体发出放松的命令，适应环境。既然正常那么就不存在危险，所以毋需改变什么，不对抗，不反抗，不冲突。在没有冲突的前提下人是松驰的，不会产生痛苦感或者准确的说，会减少痛苦感，大大地减少。这相当重要。
前面几个月训练固然艰苦，但毕竟是在健康状态下完成，吃的好，休息也好。现在，所有练习都放在更加“真实的”环境中进行。一个是作为健康人去通过各种体能测试，另一个却要求带着剧烈的头痛和背痛，几天不睡觉的疲惫以及越来越少的食物去达标。
接连不断的熬夜，也不给时间恢复。食物配量逐步削减。我已经习惯于每天得到几杯茶水就感到满足——后来变成一杯——更别说能吃上苹果了。我具备了保存自身能量的良好意识，养成了耐力，懂得节省力气，在大白天里也能随时随地抓住机会睡上五分钟以恢复体力。我的身体在起变化。苛刻的食物供给促使它不断增加自身储备。如果不特别刻意去增大食量，我无法再做到一天吃两顿饭。
对忍耐力的训练是从“再坚持一小会儿”开始的：达到极限最终超越极限，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实实在在的演练。我们用三种方法来调节生理和心理状况。“事前”——做好心理准备并节制恐惧感：“中途”——节制痛苦并控制心脏的疲惫感：“事后”——尽可能恢复到最佳状态。大量残酷的操练强加在我们头上。到达所谓的极限需要时间。我们训练得越狠，就将极限推得越远，而训练目标便更加遥不可及。
必须承受超出生理限度的痛苦。必须训炼呼吸和外在形体的表现技巧。没完没了地加练形体。我们有一些“经典”图解可供模仿，一般都是挨打的动作，或是其他相似的顺从姿态。与此同时，我们还接受了完完全全的洗脑，以保证在另一种环境下能够冷血地攻击。
局部的痛苦变得可控了。最困难的是长时间忍受不适感。众所周知，单纯患一个头痛，要保证正常有效的工作都是很难的。而为了得到耐力，我们被强行要求在偏头痛，头晕，视力听力模糊以及高烧恶心的状况下坚持。最终目的是将痛苦驯服，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的身体无论它是好是坏，是无论处在何种境地都能尽最大努力掌握并保持智力上、生理上的平衡性能。这当然是理论上的目标。
接下来就是熬受拷问的训练了，这是在医疗监护下进行的非常特殊的项目。拷问是件很禁忌的事情，但在阿拉伯国家却被到处使用。我常常听到有人发誓，说这样那样的折磨不足以撬开他的嘴巴。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从心理上突破最重要： 就是迫使这家伙步步退让，方寸大乱，屈从于自身以外的他人意志，要剥夺他所有的分析能力、对所处环境的控制能力，最后令他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彻底沮丧。刚开始的时候，令对方失去方位感和时间概念是关键。接下来，如果想让效果更明显，应该令对方自行感到危险逼近及生理痛苦，比如利用恶劣环境造成不适，因为直接的压力反而可能强化对方对抗到底的意志，令讯问方事与愿违。而训练的作用是帮助了解这些不同阶段，“适应”它们从而减少惊慌情绪，但这顶多能将必然出现的结果推迟。在以上种种手段下而不崩溃可能非人力所能及。但可以做到保持沉默。为此必须甘于一切。甘于眼看着自己的神经走向脆弱和崩溃，甘于发抖并像孩子似的哭泣，恐惧着，难过着，变成一件可怜巴巴的破衣服，在被人损毁和玷污后丢到地上。接受痛苦。接受死亡。
通过拷问承受度“测试”的时候，我比男同事“轻松”得多。可能是因为我没那么好面子，看到自己那种熊样没他们痛苦。晚上时间我们则是以在医院病房留观的方式度过。疲劳的模样加上氖灯一照，镜子里那个半死不活的人把我自己都吓死了。我身上发冷，止不住地寒颤，两眼不停流泪。多夫过来看我，鼓励我，他用两床被子把我裹起来也暖不热我的身子，便用力地帮我做按摩。护士给我打了镇静。我眯着眼，想盯着多夫却睡了过去，他忧心忡忡地坐在对面，手在我肩上来回推拿。
为了给我们减压，实地拉练没日没夜地开始了，主体内容就是在密集的人群里或者石头和荆棘丛中寻求推进，那荆棘能把牛仔服扯得跟一朵花似的。而所有这些就凭几张假地图和破照片。我们得到的款待如下：在那些连山羊都上不去的陡坡上，险些将脚踝骨摔个粉碎，在漆黑一片的夜里尤其。有人以为脚下是块石头，其实石头根本不着力，因为荆棘下面是个大窟窿。我们还碰到过既不能进又没法退的境遇。全是教官设的陷阱。而在所谓静悄悄的森林里，说不出名儿的小虫子能弄出难以置信的喧哗来。
这可不是开玩笑： 熬苦受累，恢复体力，放松疗法，一幕接着一幕从大清早五点钟一睁眼就开场，要折腾一整天。还有其他七七八八的补充训练：射击，驾驶，电子技术，语言课，地理课……偶尔会有男同胞们喜欢的攀岩或单杠练习，但这种机会不多。我们没必要练力量。“像先遣队员” 一样强壮是不可行的，因为不利于隐姓埋名。身型也一样，首先是得丢在人堆里找不出来。也是，我们要去的那些地方，并非放眼都是运动健将。
在忍耐痛苦和熬受酷刑期间，我极快地相信了地狱的存在：地狱就是人世间。我的身体变成了“这一个”身体，它是痛苦的潜在来由，是我隔着距离观看的陌生人。我若是和自己太接近，它便可能变成被要挟的目标，完成任务的威胁，变成一个致命弱点。
一旦把生命看成了死亡的引子，我已经不自觉地触及到了最悖的悖论。
第五章 黎巴嫩和真主党
1994年10月14日：拉宾，佩雷斯和阿拉法特获诺贝尔和平奖。
1994年10月19日：特拉维夫Dizengoff街15号，人体炸弹袭击了一辆大巴。21名以色列人和一名荷兰人死亡。
1994年10月26日：以色列－约旦和平条约在位于两国之间的沙漠地带签字达成。
“以色列是一个被敌人环伺的小国家，它必须——以后仍然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这是某篇经典演说的开头一句，鼓动我们为对国家所负的义务去担起责任。第一次听到这话，我很激动；第二次听到，我认为它说得很对；第六次的时候开始有点腻味，等到第三十四次，我宁愿听点别的，虽然在内心深处仍然觉得它不无道理。
老调重谈没完没了，暴力也在这片土地上令人痛苦地周而复始。联盟或者攻击都只基于一个目的，那就是尽可能地毁灭。不，这个被打压的民族最令人悲观之处还不在于这些，而是那么几个权力人物的冷酷算计，他们利用民众的绝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可怕又可悲。最糟糕的是西方国家却不肯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即民众在被人操纵。永远是政治算盘。歪曲可笑的方案总显得更实用而让人感觉良好，操纵起来也简单得多。大多数头头脑脑们都想当然，以为民众弱智到了看不清现实的地步。既然于他们没什么利害关系，又何妨置身事外，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抛出几个事先反复权衡过利弊的方案，他人除了顺从别无选择。
巴勒斯坦运动内部既有左派人士和世俗教徒，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合法的正轨部队，也有进行游击战的武装民兵，剩下便是一些专搞窝里斗的组织了。我得以选修了语言强化课和阿拉伯政治课，以便尽量搞清楚自己不得不趟的这趟混水到底深浅如何。
由各个势力集团所编织的联盟关系实在是错综复杂又变幻莫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