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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取得成功的共谋犯罪仍要受到处罚。它是未遂的一种形式。主要的法律差异只是，被看作协议犯罪的共谋在即使共谋者没有靠近犯罪现场而只是在其努力的最早准备阶段就被拘捕的情况下也是应受处罚的。但在另一方面，如果共谋比单人犯罪更为危险，那么即使其犯罪既遂的几率由于犯罪预备（preparation）被更早地阻止而更低，其预期危害仍可能与单人犯罪未遂相同。
与共谋概念相关的是帮助（aid）和教唆（abet）犯罪概念。我们来比较一下以下两种情况：（1）商人向他知道是妓女的一位女子出售时新的裙子。（2）商人向一已告知他计划用之进行谋杀的男子出售枪支。对以上两种情况，刑事责任将提高罪犯（主犯）的预期成本，但在第一种情况下是很轻微的，因为妓女在不知道她职业的商店内购买东西几乎不会引起任何成本增值。在第二种情况下，施加刑事责任的收益看来好像是很大的——而且它是法律追究这样的刑事责任的一个领域。
虽然引诱（entrapment）犯罪是对刑事起诉一种抗辩而犯罪未遂是一种犯罪，但引诱犯罪的概念还与犯罪未遂有着密切的关系。警察经常引诱或帮助某人从事犯罪。最为通用的这种奏效的策略是派一位密探去向毒品商购买麻醉剂，然后将毒品商作为现行犯“抓住”并对其不法销售提起诉讼。法律应该惩罚这样的无害行为好像是很奇怪的，因为将麻醉剂出售给而后将之销毁的密探是对任何人都无害的。看起来好像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可能是将购买所花的钱从销售者处要回来。但其理论基础依然是预防犯罪。这一行为是无害的，但只要毒品商不被查获，他就完全有可能进一步从事非法销售，而我们现在逮捕他并对他进行审判是因为在安排好的犯罪中对他查获的成本要比在其普通犯罪活动中低。监禁的收益实质上是一样的，但查获和定罪的成本却要低得多。
这种引诱犯罪是完全合法的。只有在被引诱人缺乏一种犯罪事前安排的情况下，引诱犯罪的抗辩才能起作用。这一古老的法律条件具有以下经济含义：只有在已使警察更难以抓住被告的情况下，如果他没有落入警察的圈套也会照样犯下同样的罪行。但假设警察不是模仿引诱目标的正常犯罪机会，而是对他进行劝诱，如说服他从事在其普通情况下从未从事过的犯罪活动。仅仅影响时间选择而不影响犯罪活动水平的警察劝诱才是具有社会成效的；而那些产生更高水平犯罪活动的劝诱只能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
本节中强调的威慑与预防之间的差异，在法律的其他领域也能发现相近的东西。例如，我们可以依靠侵权制度阻止餐馆提供污染食品，但我们没有这样做，而是要求向餐馆提供许可证并要求检查。这就是事前和事后管制的差异。如果威慑不起作用，结果越严重，处罚就应越严厉，事前管制的经济学理由就越有力。（对此更多的讨论，参见7。5。）
7。4犯罪意图
刑事被告的主观意图或心理状态是刑法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这对经济学家来说是迷惑不解的；因为一个人可能读了许多经济学的著作而毫不涉及意图问题。实际上，意图（intent）这一刑法中的概念具有三方面的经济功能：认定纯粹的强制性转让；估量查获和定罪几率；决定刑事制裁是否会是一种控制不受欢迎的行为的有效率（成本合理）手段。另一经济功能在下一节讨论。
如果我鲁莽地从餐馆拾起一把认为是我自己的伞并将其拿回家，但结果不是我的，这就不是盗窃；但如果我知道伞不是我的而将它拿出，那么我就成了盗贼了。其经济差异是，在第一种情况下，为了避免拿走那伞我就可能不得不花费资源，而我拿错的几率是很低的，以汉德公式术语而言，预防成本（B）和预期损失（L）之间的差距不是很大的，而由刑罚造成的威慑过度风险却是很大的；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为了取得他人的伞而花费资源（也许我去餐馆的全部目的只是为了偷一把伞），那么预防成本（B）是负的而实际损失（P）却是很高的（参见6．15）。这两种交易在其都涉及外在性行为这一问题上是相类似的，而交易进行时的心理状态却是其差异的关键所在。自然我们就必须认真地将意图与意识（awareness）区别开来。否则，我们就会落入这样的认识性困境：由于铁路管理人员通过一定方法知道今年在铁路交叉道口将撞倒多少（某一特定数）人而认定其为谋杀犯。他们知道，但他们没有因撞死人而得到任何收益。他们只是得益于节省必要的预防事故资源，而这种收益无论从社会还是私人看都可能超过成本。这里讨论的意图是通过投入资源而达成某一（被禁止的）目的的意图。
虽然不在纯粹强制性转让和与其在外在性上相类似的事故间划出明确的界限会减低刑事案件的审判成本，但其结果会使刑事处罚过度而产生各种避免差错（如在餐馆衣帽间检查雨伞这样的合法活动）的严重社会成本。有时分界线仍是摇摆不定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奸淫幼女罪（或称制定法上的强奸，statutory rape）。女孩看起来好像是16岁（假设16岁为同意年龄），但如果她不满16岁，那么这一合理的错误并不会成为男子不负法律责任的理由。另一个例子是重罪谋杀：如果死亡虽然不是出于重罪的过错而发生在危险的重罪过程中，那么他将仍作为一个谋杀犯而负法律责任。在这些例子和其他可以举出的例子中，我们并不关心基本刑事禁令所指向的行为附近的威慑行为；换言之，我们并没有将避免犯罪的威慑行为看作是一种社会成本，由此它就会因不考虑意图问题而有利于降低起诉成本。男子可以避开年轻女孩而免于对奸淫幼女负法律责任，抢劫犯可以不抢劫或不携带武器而避免对重罪谋杀负法律责任。实际上，我们将严格责任的等级引入了刑法，而刑法像侵权法一样，活动水平的变更是避免社会成本的一种有效率的方法（参见6．5）。
为了说明意图在刑法中的第二种功能，我们要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对预谋杀人的处罚要比对一怒之下杀人的处罚更严厉。心理状态的差异在此对决定最佳刑罚的两种重要变量的差异起着代理作用。第一是死亡的几率，它在杀人犯蓄意杀人时比在杀人犯激怒杀人时高。这样，实际损失（L）也就更高。而在我们的公式D=L／P中，P（查获和定罪几率）就较低了，这意味着处罚应更严厉一些。
关于对蓄意犯罪（deliberated Crime）处罚应较重于对冲动犯罪（impulsive crime）的处罚，可能还存在有另一种理由：即，冲动犯罪更难以威慑；而由于刑罚不太灵验，价值较小，所以社会也应该对它购买较少。最先的前提比最终的结果更有说服力。有足够思想预先计划其犯罪的罪犯更可能衡量其与犯罪有关的全部成本和收益，包括预期处罚成本；特定的刑罚增加对冲动犯罪的威慑力要比对蓄意犯罪的威慑力小，这一事实实际上可能会导致对前者实施更严厉的刑罚。假设20年的徒刑就足以根本阻止所有的职业谋杀，但为了对冲动杀人犯产生同样的威慑力，就可能需要30年的徒刑。刑期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