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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性（intentionality）中一个难以捉摸的问题是由“故意不关心（deliberate indifference）”这一概念引发的。这一概念在某种宪法性侵权中（如酷刑、怪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囚犯经常控告，监狱中的卫生和安全条件太差，所以应将监狱官员看作在实施酷刑。法院坚持认为监狱官员的疏忽是故意的，但它们允许对囚犯卫生和安全的“故意不关心”也要符合上述要求的。这一术语意味着，被告意识到危险和有害的条件而又置之不理。为什么这是那么重要呢？正如在本节开始时指出的，从事如桥梁或隧道建筑这样的危险活动的大企业“知道”它们的活动将造成偶然事故而“决定”置之不理的（而如果要它们对此做什么的话，那就是应放弃这些活动），不应被看作故意侵权。但这只意味着“故意不关心”在司法意义上只是故意侵权责任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PL（事故预防成本），特别是P（事故发生几率）越高，潜在的加害人越有可能在实际上知道其行为的危险性；所以知道成了很高的事故预防成本的代名词，而且我们知道：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事故预防成本越高，原告的过错就越严重。而且，如果原告实际意识到危险而决定置之不理，那么B（注意的边际成本）的信息成本因素就越小。所以，故意不关心增加了PL与B之间差异的可能性。但必要的是，如果他将被看作是故意侵权者（更准确地说，是表中后面的疏忽大意侵权者，在这里的疏忽大意更倾向于故意），那么不仅PL，很高，而且B也很低。
表6．3侵权案件分类表
案件PL（＄）PL（＄）B（＄）
不可避免．002＄10，000＄20＄20，000
过失．00210，0002015
重大过失．00210，000205
高几率．90010，0009，00010，000
疏忽大意．80010，0008，0002
疏忽大意．01010，000100－10
故意．90010，0009，000－10
预谋．90010，0009，000100
总之，表6。3为P、L和B提出了假设性的数值，用以表明应承担责任的程度。最后为“预谋”的一行是针对下述情况的：由于侵权人通过放弃侵权而失去满意从而使B就成正数；受害人将痛苦转给他；这是一种依赖性负效用的情形。
6。16诽谤
诽谤侵权（tort of defamation）一种是故意、过失和严格责任的引人注目的混合体。它通常被认定为故意侵权，因为书面或口头的批评性地谈论一个人是一种故意行为，并且它（例如）在以下的规则中具有强烈的严格责任倾向：被告没有任何理由作出这样的抗辩，即他可能已对避免诽谤原告作出了合理的努力。在著名的琼斯诉E·赫尔顿公司（Jones v．E．Hulton＆Co．）一案中，报纸小说的作者正巧给小说中的人物起了一个真人所拥有的人名——阿蒂默斯·琼斯，琼斯就以诽谤对此提起诉讼，结果以其邻居认为小说中的琼斯就是他为证据而胜诉。琼斯是全然无法帮助避免损害的，虽然报纸已很注意，但以真相为假借的小说创作不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行为以至于不可能以合理成本改变其行为而避免损害的。而且，这事件具有粗心大意的倾向。就像一个人向一座他认为没人居住的房屋窗户开枪，而正好打死了某个人；报纸也正诽谤了一位他认为不存在的人，但与小说人物具有相同姓名和某些特征的人就可能（而且事实上确实是）为其攻击所伤害。然而，也许即使在过失分析中，报纸仍有可能被判为诽谤。但报纸的发行人不应该对琼斯负有责任，除非他因没有发现诽谤而犯有过失；而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很难弄清楚到底什么样的活动量水平变化对发行人来说才是最佳的。
诽谤法有几项看来可能令人困惑不解的例外，让我们来看一下其中具有重要经济学原理的两项。第一是集团诽谤（grouplibel，例如，“所有的医生都是江湖骗子”）不可起诉规则。集团诽谤是不可能损害集团成员的，因为置换全行业的成本要比置换个人的成本高得多。如果诽谤是“琼斯医生是个江湖骗子”，那么琼斯的病人就可能并能够轻易地转向其他医生。但如果所有的医生都是江湖骗子，那他们该怎么办呢？他们可能依然留在原来的琼斯医生那里，因为至少他们是了解他的。第二是诽谤死者不能规则（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相关规则）。其理由是，诽谤是对名誉的损害；而名誉（像我们在第3章中讨论干预他人私生活侵权时所认识到的）是诱引其他人参与与某人进行的市场和非市场交易的基础。所以当一个人死后，那就由此停止了交易，损害也就不存在了。这有点像一个人致残后最终无法从事一项将被逐步淘汰的工作。当然，如果诽谤某人有遗传疾病，那么其有害结果就不可能随死亡而终止，法律将这样的情况看作特例。
法律对待书面诽谤（libel）要比对待口头诽谤（slander）严厉得多，这在许多评论者看来好像与这一拥有大量无线电和电视听、观众的时代不相协调而显得异常。但书面诽谤的预防成本要比口头交流诽谤的预防成本低。书写是一种更具故意性的行为，因为在此有时间仔细考虑词语可能对他人造成的影响，而讲话却常常做不到这一点。所以诽谤责任对有社会价值的书面交流构成威胁的危险性要比对有社会价值的口头交流构成威胁的危险性小。随之表明的是——对此见解存在着司法界的支持——用稿子宣读的无线电或电视讲话不是自然的口头发言，所以应该将它划归书面诽谤而不是口头诽谤。（如果用草稿发言又怎么样呢？）
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诽谤案中的抗辩。当然，真实性是其一，这完全与第3章的名誉分析相一致。其二是特权抗辩（thedefense of Privilege）。一个恰当的例子是，雇主有给其雇员开具包含诽谤材料的品德证明书的特权。公正的证明书会使未来的雇主而非现在的雇主得益，而且很难使前者补偿后者，虽然在原则上他可以保证赔偿后者的任何损失和由诽谤诉讼引起的成本，但其收益对作出如此高成本的协议来说微不足道。法律的答案是，将某些开具品德证明书的成本外在化以鼓励给未来雇主以外在收益。这一特权不是绝对的，因为如果开具品德证明书的雇主知道其包含着对雇员的虚假诽谤时，他就将失去这一特权。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外在收益给予了（为什么没有？），所以也不存在任何允许成本外在化的理论基础了。但真实性却是绝对的抗辩，因为即使被告认为他在撒谎仍还存在外在收益。
6。17继承人责任
科学知识的增长使人们更为关注像销售石棉或乙烯雌酚（DES）这种行为的长潜伏期后果。行为和结果之间拖延的时间越长，提起诉讼时行为人仍活着的可能性就越小。那么，这一问题就成了行为人的继承者是否应承担责任。提出这一问题的另一方面（这种方法将提出一项重要的经济学理由）是要问，财产是否应由于未来不确定的责任而被剥夺。假设一个公司是一个石棉生产商，它在许多年之前卖掉了他的财产且将收益分配给股东，然后就解散了。股东应对石棉受害人承担责任〔也许为了保障（第14章讨论的）有限责任原则，他们只对公司解散时的收益分配数额承担责任］吗？或者，这些财产的购买人应承担责任吗？如果没有人承担责任，公司就达到了其石棉的健康成本外在化的目的。但如果股东或财产购买人承担责任，那么公司的交易成本就会提高。
权衡选择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可以考虑一些相关的因素。其一是，公司的侵权责任在其解散时是否可预见。如果是可预见的，继承者的责任就不会像不可预见侵权责任时那样具有很高的成本，因为人们可能估计责任成本并对购买价格作出相应调整。如果公司将其财产全部卖给一个购买人而非几个购买人，那么继承人法律诉讼就从几个减至一个，继承人责任的成本就会下降。普通法的原则是，除非买卖契约明确规定要承担责任，否则继承人实体不应对其前任的侵权承担责任。这一规则反映了长潜伏期侵权后果比现在少的那一时代的情况，那时继承人责任交易成本是事故成本外在化的主导因素。随着长潜伏期侵权后果在当代的普遍化，正如经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