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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到比尔兹利（比尔兹利女子大学所在地）以后就找一些我尚未研究过的参考资料，比如沃纳的论文“美国法律中的监护权”和一些“美利坚儿童局出版物”。我还决定让洛做任何事总比她败坏品性地消磨时光要强。我可以说服她做许多事——开列的项目没准能唬得职业教育家目瞪口呆；但不论我怎样软硬兼施，始终未能使她读上超出所谓笑话书或杂志上专门写给美国女性的故事以外的任何东西。任何程度稍高的文学对她来说都带有学校气味，尽管从理论上说，她愿意欣赏《丢了排水孔的女孩子》或《阿拉伯之夜》或《小妇人》，不过她还是确信她不能在这些学问高深的阅读中打发掉她的“休假”。
我现在认为我们没有爬出墨西哥边界而再次迁至东部并送她进了比尔兹利那所私人学校是个多么大的错误。而当时爬出去是有好处的，可以在亚热带乐境中藏身数年，直到我能够平安获得我的小克里奥尔人，因为我必须承认，我是依赖我的分泌组织和神经中枢才得以在同一天里从精神错乱的一极转向另一极——从想到一九五O年左右我万般无奈必须摆脱一个阴唇已发干的难处的少女——一直想到凭耐心和运气，我最后或许能用我灌注在她精致血脉里的血使她生出另一个性感少女、洛丽塔第二，一九六O年左右她将是八岁或九岁，那时我仍然还是年富力强；的确，我的精神或非精神的望远镜，足以在时间的远处辨认出一个仍然年轻的老人——也许已是绿色的老朽？——古怪、温柔、流着口水的亨伯特对着超级迷魂的洛丽塔第三练习作祖父的艺术。
在我们郊野漫游的日子里，我倒不怀疑我作洛丽塔第一的父亲，是个可笑的失败者。我尽力而为了；我一而再地阅读那本为洛丽塔十三岁生日而买的名为《了解你的亲生女儿》，这书名并非故意地颇有圣经的味道；在同一商店还买了一卷附有商业性很强的“美丽”插图的安徒生的《小美人鱼》豪华本。然而，即使在最美好的时刻，比如下雨时我们坐着读书（洛的目光从窗户到她的手表滑来滑去），或者在拥挤的饭馆安静地饱餐一顿，或玩玩孩子式的扑克游戏，或逛商店，或静静地与其它司机及他们的孩子凝望撞得粉碎、溅满血污的小汽车，还有只女的鞋掉在壕沟里（我们上路后，洛说：“那正是我在商店里想对那笨蛋描绘的那种鹿皮鞋”）；在所有这些随便的时刻，我自己似乎绝不象父亲，她也绝不象女儿。或许，是负罪的意识致使我们无力弄假成真？等将来有个稳定的住处能过上女学生有规律的日子，这情形会好转吗？
我选择比尔兹利，不仅由于那儿有所比较肃静的女子学校，还因为有妇女大学。我想让自己安顿下来，能附着于随便什么有图案的平面，将我的斑纹混入其中，于是我想到了在比尔兹利大学法语系认识的一个男的；他非常好心用我的课本作他的教材，并不止一次地请我开讲座。我却无此打算，因为，正象我在这些忏悔中曾提到的，没有比松垮肥笨的骨盆、粗壮的小腿和一般男女同校的女生可怜兮兮的表情更让我庆恶的体态了（从她们我或许就能想象出粗鄙的女性肉体的灵柩，我的性感少女们就被活埋在里边）；但我确实渴望有个标签，有个背景，有个形像；而且当它变得清晰起来的时候，老加斯东·戈丁的伙伴为什么会特别安全就有了理由，一个非常可笑的理由。
最后是钱的问题。在我们快乐旅行的压力下我已濒临破产。是的，我是坚持挑便宜的汽车旅馆；但隔三差五总有豪华、喧闹的饭店，或美其名曰的都市人度假农场来加倍我们的预算；另外，花在观光游览和洛的衣服上的零星金额又有所增加，如辆老黑兹汽车，尽管还算健壮、忠诚，也时常需要大大小小修理一番。在我为写交待而被好心的监狱当局准许使用的报纸中，侥幸留有我的一张条型地图，我从中找到了一些匆匆记下的备忘录，可以帮我做如下统计。从一九四七年八月至一九四八年八月奢侈的一年里，膳宿费约五千五百元，汽油、机油及修理费一千二百三十四元，另有各种额外花销，数目也差不多；因此，在一百五十天的实际旅游（我们行程约二万七千英里！）外加约二百天的停顿中，我这谦卑的食利者花费了八千元左右，或最好说一万元，因为象我这么马虎，一定忘记了不少的项目。
我们驶到了东部。我的感情满足更多得到的是破坏而不是稳定，她则闪烁着健康的光泽，颈上一对回肠花圈似的装饰品仍象小伙子一样简单，尽管她身高又增加了两英寸，体重又增加了八磅。我们到过每个地方。实际却一无所览。今天我总认为我们漫长的旅行不过是用一条迂回蜿蜒的粘土路亵渎这个迷人、诚信、梦幻殷、广阔的国度，回想起来，它对于我们不过就是破旧地图、毁坏了的旅游书、旧轮胎以及她深夜的哭泣——每天夜晚，每天夜晚——的一份收集——那时我总是假装睡着了。
第十二章
穿过光亮和阴影的交织装饰，我们驶到塞耶街十四号，一个阴郁的小伙子递给我们钥匙和加斯东的条子，他为我们租好了这幢房。我的洛对她的新环境瞥也不瞥，本能地朝收音机走去，漫不经心地扭开旋扭，又本能地往堆有一批旧杂志的卧室沙发上一躺，随后以同样盲目却准确的姿势将手伸进灯桌的下面，把杂志放了下去。
只要能把我的洛丽塔锁住，我确实不介意住往何处；但是，我想，在我和茫然的加斯东书信交往过程中，他模模糊糊地提到了一间爬满常春藤的砖房。实际上，那地方和黑兹家很相象，这却令人失望（相距仅四百英里），也是同一种晦暗的灰色砖墙，木瓦屋顶以及暗绿色麻布遮日蓬；内中房间虽然小些，但其厚绒布——薄金属板风格更为统一，房间格局却也基本一致。只是我的书房大多了，从地到天排列着约两千本化学书，我的女房东（此时休假去了）在比尔兹利大学教化学。
我希望比尔兹利女子学校是所昂贵的日校，能额外赠送午饭，有完善的体育馆，在锻炼所有这些年轻身体的同时，也能对她们的智力给予正规教育。加期东·戈丁对美国情形的判断很少正确，曾提醒我这所教育机构很可能放出的女学生都象他以一个外国人对这类事情的好恶所评价的：“拼写不必太好，但嗅觉必须灵敏。”我认为她们甚至还没有这种成绩。
我初次和女校长普拉特会晤，她夸赞我的孩子的“漂亮的蓝眼睛”（蓝色！洛丽塔！）以及我和那位“法国天才”的友谊（天才！加斯东！）——然后把多丽交给一位科莫兰特小姐，她皱起了眉头，象是沉思说道：“亨伯德先生，我们并不急于让我们的学生变成书呆子或能够脱口说出和写出谁也记不住的所有欧洲首都，或牢记那些已被遗忘的历次战争的年代。我们关心的是儿童适应群体生活的能力。因此我们要强调四个”D“：戏剧、舞蹈、辩论和约会。我们面临许多特定的问题。你快活的多丽很快将编入的那个年龄组，对她来说约会、赴约、约会服装、约会书籍、约会礼节意义重大，就如同，比如说商业、商业联系、商业成功之于你的意义，或我的女孩子们的幸福之于我的意义。多萝西·亨伯德已经卷入了社会生活的总系统，不管我们喜欢与否，那系统都包括热狗摊、街角的药房、麦芽糖和可乐，电影，方步舞、海滨毛毯会，甚至还有发式观摩会！当然，比尔兹利学校是禁止其中几项活动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引导其余的进入更富建设性的方向。但我们确实是尽量漠视云雾，直接面对阳光。简单说，我们采取的教育手段对交流思想比对写作技巧更感兴趣。就是说，我们敬仰莎士比亚和其它事物。我们要求我们的女孩子们自由地与周围活生生的世界交流，而不是一头扎进发霉的故纸堆里。或许我们仍是在摸索，但我们是理智地摸索着，象妇科医生诊断肿瘤一样。亨伯格先生，我们是以生物体和社会团体的观点进行思维的。我们已经清除了传统上是赠给年轻女子的大量无关紧要的格言，这些格言很早就显出与她们将来主宰自己的生活——愤世嫉俗者还会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