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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识此时出现了紊乱，我知道我是一个勇敢的人，但这几天我对此却并不清楚，只记得我为自己的冷酷感到震惊。用那种在最恶劣的情形下（多么疯狂的渴望和仇恨使幼兽的腿胫在颤动，多么黑亮的星星刺穿了驯兽者的心脏！）
对一头汗律津、精神错乱、瑟瑟发抖、训练有索的动物发布命令的低声悄语，我让洛站起来，我们威严地走开，又不那，么威严地跑向小汽车。汽车后面停着辆漂亮的旅行车，一位长着几根蓝黑色小胡子的漂亮的亚述人，非常好的先生，穿着绸衬衣和紫红色宽松裤，大概是那肥胖的植物学家的丈：夫，正在全神惯注地给指示路标拍照。路标上写着约一万多英尺高，我真要喘不过气；我们嘎扎扎、疾速启动了车子，洛仍然在和她散乱的衣服做斗争，一边还咒骂我，用的语言是我做梦也想不到女孩子会知道的，更不用说使用了。
还有其他一些不愉快的意外事。比如有一次是在电影院。洛那时对电影仍然热情不衰（上高校二年级期间，这种热情曾下跌）。我们真是过得醉生梦死，昏天黑地，噢，我不知道，那一年我们为参观旅程安排了一百五十或二百个项目，而在更频繁稠密的看电影阶段里，大部分新闻短片我们都是看过六遍，因为这种电影主画面一周更换一次，便总是尾随我们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她最喜欢的电影类是按如下顺序排列的：音乐件，下层社会片和西部片。在第一类电影里，真正的歌手和舞蹈者在抗忧怨的银幕天地度过的是不真实的舞台生涯，死亡和真理在此均遭禁忌，而头发已白却仍天真、特意安排成未死的、最初总是不那么赞成女儿为电影神魂颠倒的父亲，结尾总是他在寓言般的百老汇向他的神圣理想欢呼。下层社会的电影表现的是分裂的社会：英雄的记者惨遭毒手，电话汇费涨到亿万，在射术不佳却相当粗野的气氛中，恶棍们被身患重仍无所畏惧的警察追得在下水道和商店里乱窜（我要少给他们点作业）。最后是西部片中红褐色的风光，那些满面通红、蓝眼睛的野骑手和一本正经、漂亮的学校老师出现在“咆哮峡谷”里，仰啸的马，壮观的奔腾，手枪戳透颤悠悠的窗玻璃，巨大的拳头打来打去，积满灰尘的旧式家具倒成奇异的山堆，当作武器用的桌子，恰如其份的跟头，藏着利器的手还摸索着掉落的钢制单刃猎刀，猪似的咕噜声，拳头朝下颚熟练的出打，腹部挨踢，以及飞来的器械；流血过多的痛苦刚刚过后，就是把海克力斯送进医院（我现在应该知道了），没什么可演的了，就剩下那个重新振作的英雄拥抱他璀灿的边疆新娘，青铜色的脸颊上还留有瘀伤斑斑。我记得在一家憋闷的小剧场里看过一场午后剧，剧场里挤满了孩子，弥漫着炸玉米花的热气。月亮是黄的，悬在戴围巾的男歌手头上，他的身影映在他的琴弦上，他的脚站在一棵松木上，而我则不自觉地搂住洛的肩膀，脸颊移向她的太阳穴，这时我们后边两个色迷迷的恶棍开始嘀咕这最可疑的事——我不知道我是否理解对了，但我意识到了我的所做所为，于是缩回了我温情的手，当然，后来演的一切在我看来都仿佛是一片浓雾。
我记起的另一意外事件与归途上我们夜晚穿过的一座小城有关。大约距该城二十英里，我告诉她，她要入的那所比尔兹利学校是个第一流、非男女合校，也没有那派现代胡说，于是洛就向我展开猛烈的舌战，乞求、侮辱、自我辩解双关语、残忍的下流话和孩子气的绝望，全都交织进愤怒的逻辑论理中，这论理又激起了我类似解释的行为。我被她粗野的字眼搅蒙了（干得漂亮……我要是对你的话认真我就是个蠢货……臭蛋……你做不了我的主……我看不起你……等等等等）竟以每小时五十英里的速度驶过沉睡中的城市，在平滑的高速公路上继续飞驶，突然有两名警察用聚光灯射在我们的车上，叫我停在路边。我对她嘘了一声，她还在机械地怒吼乱骂。那两个人怀着恶意的好奇心斜眼看了看她和我。
突然间，她满脸顿生笑靥，朝他们甜甜地笑起来，对我的刚毅她从未有过如此表示；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洛甚至比我更惧怕法律——象执法官一样的警察向我们致歉，我们又卑屈地徐徐上路，她的眼睑闭上直颤，故作虚脱无力的样子。
为此我要做一次认真的忏悔。你会笑的——不知怎么实际上我真地从不明白合法究竟何样。即使现在仍不知道。
噢，我只是零零星星知道一些，阿拉巴马州禁止监护人不经法院准许就擅改监护住处；明尼苏达洲，我要向她脱帽致意，规定亲属对十四岁以下儿童承担永久性保护和监督权，法院对此无裁决权。疑问：一个可爱的青春期宝贝的继父，只做过一个月的继父，年龄成熟、小有独立财产、只是过于神经质的鳏夫，身后有一段居在欧洲、一次离婚和进行过几所精神病院的历史，他能否被视为亲属，并因此自然被视为保护人吗？如果若，我是不是应该并且能够有充足理由去向“福利理事会”提出申请（我该怎样提出申请？），而后让法院职员调查温顺、可疑的我和危险的多洛雪斯·黑兹？许多关于婚姻、强奸、收养等等的书，我都负着罪到大大小小的城市公共图书馆请教过了，书中除了暗示这种情况是未成年孩子的超级监护，便常常不了了之。皮尔温和扎佩尔，如果这两个名字我没记错的话，是在一部感人的讲合法婚姻的大卷书里出现的，他们却完全无视那些丧母女童的继父的处境，前者既受后者监护又非后者所能控制。我最好的朋友，一位天真的老处女，满怀深深的痛苦从一间积满尘土的储藏室里为我挖掘出一篇社会服务方面的专论（《芝加哥》1936），专论说道：“并没有原则规定每位儿童都必须有一位保护人；法院是被动的，而且只在儿童处于显而易见十分危险的境地才参与事情冲突。”我总结道，只有在某人提出其严肃、正式的请求时才能被指定为保护人；不过，在他接到听诉通知且插上一对快乐的羽翼之前，几个月的时光都溜走了；而在这几个月中对那漂亮却凶狠的孩子的诡计，根据法律他却只能听之任之；后来，这终于成了多洛雷斯·黑兹的情形。接下去的是听诉，来自长板凳那边的几个问题，来自律师那边的几个令人信心大振的回答，一个微笑，一个点头，屋外的轻轻细雨，任命就此宣告完成。但我还是不敢。
离远点儿，作只老鼠，在你的洞里蜷伏着吧。法院只在涉及财产的问题上才显出过份殷勤：两位贪婪的保护人，一个遭劫掠的孤儿，另一位更贪婪的涉嫌人。可是我们，一切都并井有条，财产清单已经做好，她母亲不多的财产谁也没碰正等着多洛雷斯，黑兹长大去继承。最好的政策似乎正是为了抑制对它的任何实施。要不然，如果我过分保持缄默，某些多嘴人，某个“人权组织”反要介入吧？
法洛朋友，是某方面的律师，应能给我一些实心实意的劝告，但他的时间完全被琼的癌症占去了；超出他已经承诺的事，他根本无暇顾及——具体说就是照管夏洛特不多的财产，那是她摔死后法院分期给予的补偿。我已经让他从心眼里相信多洛雷斯是我的骨血，因此不能指望他为我此时的窘况焦虑。读者至此应能推断出，我是个可怜的生意人；不过无知和懒惰均不能防碍我从旁处获得职业性建议。使我裹足的是一种糟糕的感觉：我成为我若任意打乱命运安排并企图赋理智予她幻想的天性，其天性又将焉存，就象东方神话中山巅上的那座空殿，只要高瞻远瞩的主人向它的守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