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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人，虽不属于流民范围，但看到这个组织挺厉害，于是也加入进来，就像一些有钱人愿意给青红帮老大当门生一个道理，遇到事好有人罩着。这些人里，有基层官吏，也有宫里的宦官。
张角自称大贤良师，是太平道的总首领。他两个弟弟张梁、张宝自称大医，是太平道核心领导班子成员。他派出八个弟子到四面八方去宣传教义、发展徒众。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太平道势力已遍布全国十三个州中的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徒众达数十万人。张角把这些徒众划分为三十六个教区（方），大的万余人，小的六七千人，每个教区都设一个渠帅作为首领。
闹出这么大动静朝廷那边不知道吗？其实朝廷是知道的，而且很早就知道了。熹平六年（177年），灵帝的老师、时任太尉的杨赐和他的属下著名党人刘陶，分别上书灵帝，报告了这个民间组织的动向，请求给予关注。刘陶更是指出，据他得到的情报，张角的党羽已经潜入京师，活动于民众和官宦之中，大有觊觎朝廷之意，应速加侦缉，并诏令天下，重赏捉拿张角。不知什么原因，如此重要的上书竟然没有下文。后来杨赐因故离职，刘陶找个机会向灵帝寻问此事，灵帝居然莫名其妙地岔开话题，让他给自己编一本容易阅读的《春秋》。刘陶没有办法，只得到图书馆里埋头完成天子交付的新工作。
从各种迹象看，灵帝本人确实没把太平道当回事，甚至觉得有个民间团体把流民组织起来，教人向善做好事，还挺好。这种心理可以从灵帝意识形态变化的蛛丝马迹里寻找答案。灵帝这时已经开始崇信黄老之学，对老子的思想充满崇拜，他可能认为，这个同样视老子为先师的教派，与他的思想还有些吻合呢。
前来投奔太平道的人越来越多，人数呈几何倍数增长。张角想，既然事情已经干大了，想收手是不可能的，未来的结果只有两个：要么太平道消灭刘汉政权，要么太平道被刘汉政权消灭掉。
太平道的公关工作做得很出色，就连宫中的高级宦官封谓和徐奉都成为它的信徒，这样，朝廷中枢机构的消息很快就能送到张角的面前。综合分析各种情报之后，张角对形势做出了判断，他看出太平道和刘汉朝廷翻脸的时刻越来越近了。
谁先动手谁主动。张角马上召集几个大弟子和弟弟张宝、张梁商议，大家决定发动武装暴动，目标是推翻现政权，建立太平盛世。以冀州南部与司隶校尉部结合的邺县地区作为暴动中心，由张角全面负责，前线总指挥为大方首领马元义。暴动的时间定为光和七年（184年）三月五日。
这个日子选得很有讲究，它葬送了这次起义。
【二、精挑细选好日子】
即将到来的光和七年是甲子年，在六十年一轮回的历法周期中，甲子年是新周期的开始，让人联想到新天命的降临。
这一年的三月五日又是甲子日，也就是说，太平道确定的武装暴动时间，是更为难得一遇的“双甲子”。
张角和他的谋士们在选择暴动日期上可谓动了一番脑筋。但问题是，确定这一时间是在光和六年底，离“双甲子”还有三四个月，从筹备起义的角度说，时间充裕一点，可以把准备工作做得更细些。但从另外一个方面看，这又是致命的，那就是夜长梦多。
暴动是策划实施一场规模盛大的集体活动，参与的人数众多，涉及的区域广泛，在没有现代化通讯工具的情况下，沟通信息、协调各部行动、保证命令畅通已经十分困难，更困难的是，做这些工作的时候还必须完全保密。
像起义时间这种极端机密的事情，起义总指挥部竟然在几个月之前就已下达到基层，甚至还发布了起义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就在前线总指挥马元义带着他的骨干分子潜入京师后不久，洛阳城里的小孩甚至把这几句话编成了歌谣到处传唱。朝廷各办事机构的大门上，也时不时地出现用白土书写的“甲子”二字。
事后来看，这可是一大败笔。
起义军内部果然出现了叛徒，只要学过中学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个人，他叫唐周，济南国人，他是张角的弟子之一，在起义军内部属于高级干部。光和七年（184年）刚过了年，朝廷便接到唐周的密报，整个起义计划暴露。
有人遗憾地说，黄巾大起义都毁在这个唐周的身上，如果不出这个叛徒，起义的结果就会两样。问题是，如果没有唐周，张角、马元义他们就一定能于当年的三月五日这一天顺利发动起义吗？
其实基本上不可能。不是因为东汉王朝强大到不能推翻，事实上东汉王朝已经很虚弱，无论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只要组织得当，推翻起来应该不难。问题在于，起义军不可能把保密工作做得那么好，保证在长达三个月时间里不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唐周。
由于唐周的告密，刘宏不敢再大意，他立即下令对马元义等骨干分子实施秘密抓捕。马元义被抓，处以车裂之刑。
然后灵帝清查太平道的徒众，他以通令（周章）的形式下达三公府、司隶校尉，派钩盾令周斌总负责，清查在宫省直卫、朝廷各办事机构以及百姓中的太平道信徒，很快查出来一千多人，全部予以诛杀。根据侦察到的线索，灵帝要求各州郡同时搜捕张角等太平道骨干人员。
起义军只好仓促起事，正史记载他们“杀人以祠天”。之后，张角称“天公将军”、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在冀州正式起义。起义军个个头戴黄巾，因此被称为“黄巾军”，但在官府下达的通缉文书里，一律称他们为“蛾贼”。
虽然动作仓促了点，但一开始仍然很顺手。黄巾军所过郡县，“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
东汉的地方政权如此不堪一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起义军深得民心，有长期准备，来势很猛，另一方面是东汉国家军制特点造成的。
东汉沿袭了西汉的军制架构，全国主要军力集中于南军、北军两大块。南军负责四方征战，是野战部队，北军即前面介绍过的北军五营，驻扎在洛阳附近，负责京师的防卫。北军之外，天子还有一部分近卫部队，如卫尉、虎贲、羽林等，性质与北军差不多。
这些都是中央军。除此之外，东汉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地方部队，即州郡不能典兵。郡、县以下虽设有都尉等职，如曹操曾担任过的洛阳北部尉，但他们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属于警察部队，而非正规军。
国家遇有事情怎么办？这项任务基本上都交给了南军。南军是一支常备部队，也是精锐之师，但不幸的事，此时此刻，这支武装力量却指望不上。
数十年来，南军主力一直奋战在西部和北部前线。在西部，帝国陷入与羌人作战的泥潭，进不可全胜，退不得脱身。在北部，虽然匈奴人暂时消停下来，但新崛起的乌桓和鲜卑，跟当年的匈奴人一样强悍不逊，你来我往陷入胶着状态。
帝国划出了几大边防区，设立护羌校尉、护匈奴校尉、护乌桓校尉等职，负责边境作战，所使用的主力，正是南军。也就是说，此刻帝国所能依仗的主力部队正担负着保卫边疆的重任，轻易调离不得。
面对已经军事化组织起来，虽然打仗不一定在行、但打起来不要命的黄巾军，州、郡、县统属的治安部队不堪一击。黄巾军节节胜利，京师洛阳震动。
朝廷一下子慌了神。宦官平时权大势大，但流血打仗的事从来没想过，朝官士人文的在行，与宦官斗、跟皇帝吵都不怕，但打仗从来没有弄过，面对四面开花的局面，一下子也傻了眼。看来看去，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仿佛只有他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颓。这个人曾经是曹操的同事，也是议郎，名叫皇甫嵩，是名将皇甫规的侄子。皇甫嵩字义真，安定郡朝那人，他的父亲皇甫节是名将皇甫规的兄长，曾担任过雁门太守。皇甫嵩少年既好诗书，也好弓马，是一个文武全才，在皇甫规的栽培下仕途比较顺利，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议郎，目前担任北地郡太守，此时正好来洛阳出差。
北地郡属幽州刺史部的边境地区，在这里当太守与内地不同，主要职责是配合正规军对敌作战。因为有长期边防作战的经验，又身为名将之后，大家都想知道他对当前局势的看法。在灵帝主持的御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