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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进行，他却去从事巡回讲演，这使他想起来很不舒服。白求恩拍电报给国内的委员会，等到委员会同意后，便从巴黎请来一个摄影师①拍了一部叫做《西班牙的心脏》的战争影片带回美洲。
1937年6月6日，他启程回国。他在西班牙看见的、经历的和做过的一切记忆犹新，他现在要回国了，“去唤醒那些酣睡的人们……”
三十
6月18日早晨八点钟，白求恩到达蒙特利尔。他一跨下从纽约来的火车，一大群人便涌进入口处，沿着很长的月台蜂拥着跑过去。
从踏进旅馆房间的那一刻起，他就忙得应接不暇：电话啦，老朋友啦，医生的团体啦，采访的请求啦，从大陆各地来的致敬电函啦。从前只有医学刊物报道他的工作；现在他发现所有的报纸都报道他的工作，和那些改变着历史发展进程的事件交织在一起。
在最初兴奋忙乱的两天里，来看他的那些朋友们觉得他变了，那是一种微妙而难以捉摸的变化，表面上是不大看得出来的。他略微瘦了一点，也黑了一点，样子很困顿。然而与其说那是身体上的困顿，不如说是心事重重的神情。
弗朗西丝来看他的时候，重聚是亲切的，可是两人中间好像有什么话没说出来。“你知道吗，”在他谈了一阵他在西班牙的生活以后，她突然说，“你看上去跟你离开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不知为什么你感觉两样了。对吗？”
他笑了一笑。“我希望如此。我非常真心希望如此。”
他以在皇山竞技场所作的一篇讲演开始了他回美洲的使命。
西班牙能够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坟墓。历史有一天会给那些背弃它的人以无情的报复。
全体听众都站了起来，经久不息地鼓掌欢呼。
三十一
两天以后，他动身去多伦多，在那儿他在另一个盛大的集会上作了讲演。那是一个非常累人的横贯大陆的长途旅行的开端。
一连七个月，他在加拿大和美国的许多城镇之间往返奔波，放映《西班牙的心脏》并作公开讲演，从东海岸开始，经过安大略省的南部和北部，横越大草原上的各省，等他到达西海岸的温哥华以后就绕道美国又往回走。
他的巡回讲演听得到的道义上和经济上的响应超过了一切预料，但是一层乌云渐渐笼罩着他的使命。正当他从这个城市旅行到那个城市，反共集团又动手了——这次在中国。
日本早在1931年就入侵满洲。西方列强只在口头上喧嚷过一阵，蒋介石政府也无所作为。现在，1937年7月，日本又在北平公开发动了进攻，并且像在西班牙一样，反共集团在日本的伙伴也大声叫嚣要在亚洲扑灭“共产主义”。
白求恩阅读从中国传来的消息，正像他曾一度注意马德里发表的公报一样。现在旅行已经结束，他的未来计划也在他心中明确了。他宣布，他一直希望作为一个外科医生回到西班牙去。但是一批新的美国医生刚刚启程去西班牙了，同时远东的事件正在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战争上。他从此以后也不想挂出私人行医的招牌了。西班牙确实需要援助，但也得到了一些援助。而中国对医生的需要比西班牙更加迫切。
他继续说，在纽约已经成立了一个国际援华委员会，配合着孙中山夫人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进行工作。援华委员会的计划是对在中国北部和日军作战的游击队给予医药援助。他已经自动请求率领一个医疗队到中国北部去和游击队一同工作。他觉得，他在西班牙的经验拿到中国去一定有极大的价值。
几天以后，他动身到纽约去和国际援华委员会一起完成各项安排。1938年1月2日，他带着足够装备几个外科医疗队的设备和器材，乘“日本皇后号”海轮从温哥华启程去香港。
在准备启程的忙乱的几个星期里，他没有时间去推测未来可能带来什么。他在蒙特利尔会见了弗朗西丝，到汉密尔顿去看了家里人，向几个亲近的朋友辞了行。但是在船上，他觉得需要给弗朗西丝写一封告别的信，那信是他在香港寄出的：
当我动身去温哥华以前在蒙特利尔看到你的时候，我想讲明白为什么我要到中国去。我不知道我讲明白没有……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制造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而不奋起反抗。我拒绝以默认或忽视职责的方式来容忍那些贪得无厌的人向其他人发动的战争……西班牙和中国都是同一场战争中的一部分。我现在到中国去，因为我觉得那儿是需要最迫切的地方；那儿是我最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
祝你幸福……
白
三十二
1938年1月20日，白求恩到了香港。三天以后，他飞到汉口，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所在地。在汉口，他发觉自己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地球上最古老的国家的奇异、落后、辽阔的国土。
在这个城市里，难以想象的穷困围绕着撩人眼花的奢华，官僚集团顽强地抗拒着现代思潮；他在这儿会见了政府的低级官员，参观了简陋的军医院，随后就作了到北方去的准备。
初次接触中国使他感到惊愕。在战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半封建的反动势力、共产主义这些汹涌的浪潮之中，许多震撼亚洲的重要事件正在这儿展开。它们的起源只有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现代欧洲的兴起、列强的竞争、中国人民惊人的奋起当中才可以找到。
2月22日白求恩坐火车离开汉口，到晋察冀地区去。他的路线要穿过许多山脉、河流、荒芜的原野、无路的山谷。他离开汉口十天以后，就有一些新闻记者拍电给美国报社，说他已在内地被日军俘获杀害了。
三十三
当纽约、汉口和延安之间函电交驰，打听他遇难的传闻的时候，白求恩正在和南下的日军捉迷藏。
离开汉口以后一天，他到了郑州，那是一个刚被轰炸过的铁路中心。他一路经过许多下行的列车，车上挤满了逃避日军的难民。在每趟南下的列车上，难民都把车厢挤得满满的，有的冒险坐在车厢顶上。
下午四点钟，第一批日本轰炸机出现了。那时白求恩正在车站上，在许多装着骡子、大米和军火的货车中间。他和好几百撤退的人们躲在沙地上的壕沟里，一直等到轰炸停止。他先把行李搬上了一节棚车，车上载着一包包的大米，几乎堆到了车顶，然后自己爬了进去，车一开他就睡着了。晚上三点钟他醒过来，才发觉他坐的那节车已经在离临汾二十五英里，名叫高显的地方被甩下来了，把他困在那儿，而日军却正从临汾沿着铁路向那儿推进。
在这居民撤退一空的小城里，他侥幸碰见了一位八路军军官，李少校。李少校把那节没有人管的棚车查看了一番，认为车上的大米太贵重了，不能留给日军。他组织了一队自告奋勇的农民，把这些大米运出这敌军逼近的城镇，随后就镇静地对白求恩说，他能用骡车把他送到延安。
三十四
卡车从疏落的小山中驶过，走上了一条急转直下的路。这时，在下面三个山谷会合处的薄饼似的平原上，白求恩看到了那座城市。
终于到了延安！
在城中心，一个代表团正在迎候他。为首的是一位身材矮小、神情很快活的美国人，一见面就用力握住了白求恩的手。他自我介绍是马海德大夫。白求恩曾听说，他是几年前到中国来的，换了姓名，跟一个中国人结了婚，学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并且被聘为延安八路军的卫生顾问。
“自从我们得到报告，说你在离开香港以后就失踪了，我们急得什么似的，”马大夫对他说，“你想象不出大家多么盼望你来。一个有你这样的资历的外科医生！还有在西班牙的经验！我们到处打电报，打听你的下落。天晓得，我们多么需要你！”
和各方面初次会晤以后，白求恩就被送到他的住所——附近山里的一个窑洞，大小和加拿大人家的一间大房间一样，里面有一个暖炕和一张小桌子。
他在延安的第一天的见闻使他觉得非常兴奋。他那天的日记这样写着：
虽然延安是全中国最古老的城市，我立刻觉出它是管理的最好的一个城市。和中国其他的地方正相反，边区的行政当局正在推行一个全面的计划，将社会改革与组织区内的一切抗战力量的工作配合起来。这里有一个大学，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的学生。还有一个新成立的卫生学校，为部队培训医务人员。又有一个正在发展着的医院，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