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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大帝是马其顿的国王。亚理斯多德也是马其顿人，甚至曾经担任亚历山大小时候的私人教师。亚历山大后来打赢了对波斯人的最后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更重要的是，他征服各地的结果使得埃及、东方（远至印度）的文明与希腊的文明得以结合在一起。
在人类的历史上，这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一个新文明诞生了。在这个文明中，希腊的文化与希腊的语言扮演了主导的角色。
这段时期维持了大约三百年，被称为“希腊文化”。这个名词除了指这段时期外，也指在马其顿、叙利亚与埃及这三个希腊王国风行的以希腊为主的文化。
然而，自从大约公元前五O年以后，罗马在军事与政治上逐渐占了上风。这个新的超级强权逐渐征服了所有的希腊王国。从此以后，从西边的西班牙到东边的亚洲等地，都以罗马文化与拉丁文为主。这是罗马时期（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近古时期”）的开始。
不过，我们不可以忘记一件事：在罗马人征服希腊世界之前，罗马本身也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因此，直到希腊人的政治势力衰微很久以后，希腊文化与希腊哲学仍然继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宗教、哲学与科学
希腊文化的特色在于国与国、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界线泯灭了。
过去希腊、罗马、埃及、巴比伦、叙利亚、波斯等各民族各有我们一般所说的“国教”，各自崇奉不同的神明。但如今这些不同的文化都仿佛在女巫的咒语之下熔成一炉，汇聚形成各种宗教、哲学与科学概念。
我们可以说希腊过去的市中心广场已经被世界舞台所取代。
从前的市镇广场是一片人声嘈杂的景象，有人贩售各种商品，有人 宣扬各种思想与概‘念。如今的市镇广场依旧充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货品与思想，只不过嘈杂的人声中夹杂了各国的语言。
我们曾经提到在这个时候，希腊人的人生哲学影响的地区与范围已经比过去扩大许多。不过，逐渐的，地中海地区的各个国家也开始崇奉东方的神祗。也许是在众多古国原有宗教信仰的交互影响之下，新的宗教兴起了。
我们称这种现象为“信仰的混合”（syncretism）或“信仰的交互激荡”（the fusion of creeds）。在此之前，人们都认同自己所属的城邦。但随着疆界之分逐渐泯灭，许多人开始怀疑自己的社会所持的生命哲学。一般而言，近古时期的特色就是充满了宗教质疑、文化解体与悲观主义。当时的人说：“世界已经衰老了。”希腊文化时期形成的各宗教信仰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经常教导人应该如何获得救赎，免予一死。
这些教义通常都是以秘密的方式传授。信徒只要接受这些教导，并进行某些仪式，就可望获得不朽的灵魂与永远的生命。但为了达成灵魂的救赎，除了举行宗教仪式外，也有必要对宇宙真实的本质有某种程度的了解。
关于新宗教，我们就谈到这里了。不过在这个时期，哲学也逐渐朝“救赎”与平安的方向发展。当时的人认为，哲学的智慧不仅本身有其好处，也应该能使人类脱离悲观的心态与对死亡的恐惧。因此，宗教与哲学之间的界线逐渐消失了。
整体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希腊文化的哲学并没有很大的原创性。在这个时期中，并未再出现一个柏拉图或亚理斯多德。相反的，许多学派乃是受到雅典三大哲学家的启发。待会儿，我将略微描述这些学派。
希腊的科学同样地也受到各种不同文化的影响。亚力山卓（A１exandria）由于位居东西方的交会点，因此在这方面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在这个时期，由于雅典城内有一些继柏拉图与亚理斯多德之后的哲学学派，因此雅典仍是哲学中心，而亚力山卓则成为科学中心。那里有规模宏大的图书馆，使得亚力山卓成为数学、天文学、生物学与医学的重镇。
当时的希腊文化可与现代世界相提并论。二十世纪的文明愈趋开放后，造成了宗教与哲学百花齐放的现象。在基督纪元开始前后，生活在罗马的人们也可以见识到希腊、埃及与东方的各种宗教，就像在二十世纪末期的我们可以在欧洲各大小城市发现来自世界各地的宗教一般。
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新旧宗教、哲学与科学融合之后，如何形成了新的生命哲学。这些所谓的“新知识”实际上只是旧思想的残渣而已，其中有些甚至可以追溯至希腊时代。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希腊哲学仍旧致力于解决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理斯多德等人提出的问题。他们都同样亟欲找寻人类最佳的生、死之道。他们关心人的伦理与道德。在这个新的文明中，这个问题成为哲学家研讨的重心。他们最关心的乃是何谓真正的幸福以及如何获致这种幸福。下面我们将认识其中四个学派。
犬儒学派
据说，有一天苏格拉底站在街上，注视着一个贩卖各种商品的摊子。最后他说：“这些东西中有太多是我根本不需要的啊！”
这句话可以做为犬儒派哲学的注解。这个学派是在公元前四百年左右由雅典的安提塞尼斯（Antisthenes）所创。安提塞尼斯曾受教于苏格拉底门下，对于苏格拉底节俭的生活方式特别有兴趣，犬儒派学者强调，真正的幸福不是建立在外在环境的优势——如丰裕的物质、强大的政治力量与健壮的身体——之上。真正幸福的人不依赖这些稍纵即逝的东西。同时，由于幸福不是由这类福祉构成的，因此每一个人都可以获致幸福，更重要的是，一旦获得了这种幸福，就不可能失去它。
最著名的犬儒派人士是安提塞尼斯的弟子戴奥基尼斯（Dio—gzenes），据说他住在一个木桶中，除了一袭斗篷、一支棍子与一个面包袋之外，什么也没有，（因此要偷取他的幸福可不容易！）有一天他坐在木桶旁，舒服地晒着太阳时，亚历山大大帝前来探望他。
亚历山大站在他的前面，告诉他只要他想要任何东西，他都可以赐予他。戴奥基尼斯答道：“我希望你闪到旁边，让我可以晒到太阳。”
就这样，戴奥基尼斯证明他比亚历山大这位伟大的将军要更富裕，也更快乐，因为他已经拥有了自己想要的一切。
犬儒学派相信，人们毋需担心自己的健康，不应该因生老病死而苦恼，也不必担心别人的痛苦而让自己活受罪。
于是，到了今天，“犬儒主义”这些名词的意思变成是对人类真诚的轻蔑不信，暗含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的态度与行为。
斯多葛学派
犬儒学派促进了斯多葛学派的发展。后者在公元三百年左右兴起于雅典。它的创始人是季诺（Zeno）。此人最初住在塞浦勒斯，在一次船难后来到雅典，加入犬儒学派。他经常在门廊上聚集徒众。斯多葛（Stoic）这个字就是源自希腊文stoa（门廊）这个字。这个学派后来对于罗马文化有很大的影响。
就像赫拉克里特斯一样，斯多葛派人士相信每一个人都是宇宙常识的一小部分，每一个人都像是一个“小宇宙”（microcosmos），乃是“大宇宙”（macrocosmos）的缩影。
他们因此相信宇宙间有公理存在，亦即所谓“神明的律法”。由于此一神明律法是建立在亘古长存的人类理性与宇宙理性之上，因此不会随时空而改变。在这方面，斯多葛学派的主张与苏格拉底相同，而与诡辩学派相异。
斯多葛学派认为，全体人类（包括奴隶在内）都受到神明律法的管辖。在他们眼中，当时各国的法律条文只不过是模仿大自然法则的一些不完美法条罢了。
斯多葛学派除了否认个人与宇宙有别之外，也不认为“精神”与“物质”之间有任何冲突。他们主张宇宙间只有一个大自然。这种想法被称为“一元论”（monism），与柏拉图明显的“二元论”（du—alism）或“双重实在论”正好相反。
斯多葛学派人士极富时代精神，思想非常开放。他们比那些“木桶哲学家”（犬儒学派）更能接受当代文化，他们呼吁人们发扬“民胞物与”的精神，也非常关心政治。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活跃的政治家，其中最有名的是罗马皇帝奥瑞里亚斯（MarcusAurelluS，公元一二一年～一八O年）。他们在罗马提倡希腊文化与希腊哲学，其中最出类拔萃的是集演讲家、哲学家与政治家等各种头衔于一身的西塞罗（Cicero，公元前一O六年～公元前四三年），所谓“人本主义”（一种主张以个人为人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