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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老头也得像年轻时候一样干。”
列杰尼奥夫用手摸了摸高高的额头，像慈父一般亲切地说：“好，现在你讲讲你的
情况吧。”
列杰尼奥夫听保尔讲他前些时候的生活，保尔注意到，列杰尼奥夫一直用炯炯有神
的目光赞许地看着他。
凉台的一角，在浓密的树荫下坐着几个疗养员。紧紧皱起两道浓眉，在小桌旁边看
《真理报》的，是切尔诺科佐夫。
他穿着俄罗斯斜领黑衬衫，戴一顶旧鸭舌帽，瘦削的脸晒得黝黑，胡子好久没有刮
了，两只蓝眼睛深深地凹陷进去，一看就知道，他是个老矿工。十二年前，他参加边疆
区领导工作的时候，就放下了镐头，可是现在他的样子，仍然像刚从矿井里上来的一样。
这从他的举止言谈上，从他讲话的用词上，都可以看得出来。
切尔诺科佐夫是边疆区党委常委和政府委员。他腿上得了坏疽，这个病折磨着他，
不断消耗他的体力。他恨透了这条病腿，因为它强迫他躺在床上已经快半年了。
坐在他对面，抽着烟沉思的是亚历山德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日吉廖娃。她今年三
十七岁，入党却已有十九年了。在彼得堡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大家都管她叫“金工姑娘
小舒拉”。差不多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就尝到了西伯利亚流放的滋味。
坐在桌旁的第三个人是潘科夫。他低着那像古代雕像一样美丽的头，正在读一本德
文杂志，不时用手扶一扶鼻梁上的角质大眼镜。说起来叫人难以相信，这个三十岁的大
力士竟要费很大劲才能抬起那条不听使唤的腿。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潘科夫是个
编辑、作家，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他熟悉欧洲，会好几种外语。他满肚子学问，就
连那个持重的切尔诺科佐夫对他也很尊重。
“他就是跟你同屋的病友吗？”日吉廖娃向坐在轮椅上的保尔那边抬了抬头，小声
问切尔诺科佐夫。
切尔诺科佐夫放下报纸，脸上立刻露出了兴奋的神情。
“是呀，他就是保尔·柯察金。亚历山德拉，您一定得跟他认识一下。他让病给缠
住了，不然把这个小伙子派到咱们那些难对付的地方去，倒是一把好手。他是第一代共
青团员。
一句话，要是咱们大家都扶他一把，他还可以工作。我是下了这个决心的。”
潘科夫倾听着他们的谈话。
“他得的什么病？”日吉廖娃又小声地问。
“一九二○年受伤留下的病根。脊椎骨上的毛病。我问过这儿的大夫，你知道吗，
他们都担心这个病会叫他全身瘫痪。你看有多严重！”
“我马上把他推过来。”日吉廖娃说。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保尔没有想到，日吉廖娃和切尔诺科佐夫以后都成了
他最亲近的人，在后来病重的那几年里，他们是他最有力的支柱。
生活还是和从前一样。达雅做工，保尔学习。他刚要着手小组工作，一个新的不幸
又偷偷地向他袭来：他双腿瘫痪了。现在只有右手还能活动。他做了许多努力，都没有
效果，他知道再也不能行动了，这时候，他把嘴唇都咬出了血。达雅勇敢地掩饰着她的
绝望和由于无力帮助他而产生的痛苦。
他抱歉地微笑着说：“达尤莎，咱们俩离婚吧。反正也没约定，碰到这种倒霉事还
要一起过下去。这件事今天我要好好想一想，我亲爱的小姑娘。”
达雅不让他说下去。她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她哽咽着，把保尔的头紧紧搂在怀里。
阿尔焦姆知道弟弟又遭到新的不幸，写信告诉了母亲，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扔下
一切，立刻到儿子这里来了。老太太、保尔和达雅住在一起，婆媳俩处得很和睦。
保尔继续在学习。
在一个阴湿的冬天的晚上，达雅带回来她获得第一个胜利的好消息——她当选为市
苏维埃委员了。从那时起，保尔就很少见到她。下班以后，达雅经常从她工作的那个疗
养院食堂，径直到妇女部或苏维埃去，深夜才回到家里。她虽然很疲劳，脑子里却装满
了新鲜事物。吸收她为预备党员的日子临近了。她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迎接这一天的到
来。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一个新的不幸又突然袭来。保尔的病情在继续发展。他的
右眼发炎，火烧火燎的，疼得难以忍受，接着左眼也感染了。保尔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
了失明的滋味——周围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黑纱。
一个可怕的、不可逾越的障碍，默默地出现在道上，挡住了他的路。母亲和达雅悲
痛到了极点，他本人却很冷静，暗暗下定了决心：“应该再等一等。要是真的不可能再
前进，要是为恢复工作所做的一切努力都被失明一笔勾销，要是重返战斗行列已经不可
能——那就应该了结了。”
保尔写信给朋友们。他们纷纷来信鼓励他坚强起来，继续斗争下去。
就在他最痛苦的日子里，达雅激动而又高兴地告诉他：“保夫鲁沙，我现在是预备
党员了。”
保尔一面听她讲党支部接收她入党的经过，一面回想自己入党前后的情况。
“柯察金娜同志，这么说，咱们俩可以组成一个党小组了。”说着，他紧紧地握住
了她的手。
第二天，他写信给区委书记，请他来一趟。傍晚，一辆溅满泥浆的小汽车在房前停
了下来，区委书记沃利梅尔走进屋里。他是个年过半百的拉脱维亚人，一脸络腮胡子。
他握住保尔的手，说：“日子过得怎么样？你怎么这么不像话呀？起来吧，我们马
上派你下地干活去。”说完，他大笑起来。
区委书记在保尔家里呆了两个小时，甚至忘记了晚上还要开会。保尔说得很激动，
拉脱维亚人一面听，一面在屋里踱来踱去，最后他说：“你别提小组的事了。你需要的
是休息，再把眼病看出个结果来。不见得就没办法了吧。要不要到莫斯科去一趟，啊？
你考虑一下……”
保尔打断了他的话：“我需要的是人，沃利梅尔同志，是活的人。孤单单一个人，
我是活不下去的。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同活人接触。
给我派几个年轻人来吧，最好是那些小青年。他们在你们乡下，总想搞‘左’一点，
嫌集体农庄不过瘾，想搞公社。这些共青团小伙子你要是照看不到，他们就会冒到前边
去，脱离群众。我过去就是这样，这我知道。”
沃利梅尔停下脚步问：“这些情况今天才从区里传来，你是从哪儿知道的？”
保尔微微一笑。
“你大概还记得我爱人吧？你们昨天才吸收她入党。是她告诉我的。”
“啊，柯察金娜，就是那个洗碗工？她是你爱人？哈哈，我还不知道呢！”他想了
一下，用手拍了拍前额，接着说：“有了，我们给你派个人来吧，就是列夫·别尔谢涅
夫。这个同志再合适不过了。你们两个脾气挺相近，准合得来。你们有点像两只高频变
压器。你知道吗，我以前当过电工，所以爱用这样的字眼，打这样的比喻。列夫还会给
你装上个收音机，他是个无线电专家。你知道，我常在他家听耳机子，一听就是半夜两
点。连我老伴都起了疑心，说：你这老鬼，天天晚上到哪儿逛去了？”
保尔微笑着问：“别尔谢涅夫是个什么样的人？”
沃利梅尔来回走累了，坐到椅子上说：“别尔谢涅夫是咱们区的公证人，但是，他
当公证人就跟我跳芭蕾舞一样外行。不久前他还是个大干部。一九一二年参加革命，十
月革命时入了党。国内战争时期他是军级干部，在骑兵第二集团军革命军事法庭工作；
在高加索跟热洛巴一起消灭过‘白虱子’。他到过察里津，去过南方战线，在远东主管
过一个共和国的最高军事法庭。他这人什么艰难困苦都尝过，后来肺结核把他撂倒了。
他从远东来到这儿。在高加索，他当过省法院院长，边疆区法院副院长。最后他的两个
肺都坏了，眼看要不行了，这才强把他调到咱们这儿。这就是咱们这个不平常的公证人
的来历。这个职务挺清闲，所以他还活着。可是，今天悄悄让他领导一个支部，明天又
把他拉进区委会，接着，又塞给他一个政治学校让他管，又要他参加监察委员会；成立
处理难题的重要委员会时，都少不了他。除了这些，他还爱打猎，又是个无线电迷。别
看他少了一个肺，可一点也不像病人。他精力很充沛。他要是死，大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