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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我家》圆了英达的导演梦，并且一炮打响。他人缘好，对工作人员及演员都很尊重，大家都喜欢他。他干上了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职业，他的“杂学”派上了用场，自此他不可能再懒下去了。投资商投了钱，摄制组一建起来，每一天的花销都很大，摄制组要以最快的速度运转，否则资金就不够了。
英达异常勤奋起来。有一天早上7点，我睡眼矇眬中发现他在擦地！
“我睡不着。”他告诉我，“压力太大了。”他摘掉了戴在他头上多年的“觉皇”的帽子。
了不起的勤杂工
在英达没什么工作的时候，他有很大一部分注意力在我身上。记得我28岁生日的前一天晚上，他谎称睡不着，想干点儿事，让我先睡。第二天我一觉醒来，我们小小的单元门厅被布置得焕然一新。墙上有一张我的画像，那是他用细水笔画的，上面写着“年方二八”，据说他为此画到了天亮。桌子上摆着他“变”出来的蛋糕。点亮的28根蜡烛上火苗欢快地跳跃着，他的父亲、外婆和保姆小花都坐在桌前等我。我一出现，大家就高声说：“生日快乐！”英达把给我做的纸皇冠戴在了我的头上。无法形容当时的我沉浸在怎样的幸福中。
我永远也忘不了英达挣的第一笔大钱。那是《我爱我家》的作曲关峡付给他的分成。那天他和关峡在他的小书房里谈了一会儿，送走关峡他来到客厅。
“丹丹，看！噔、噔噔噔（贝多芬《命运交响曲》主题音）”他嘴里打着拍子，一下解开了棉外衣，里兜儿揣着整整齐齐的6万块钱。他以最快的速度一叠叠地抽出来，撒向空中，有一叠落在了房顶的大吊扇上。大冬天，我们不得不启动它，让“无数张”百元大钞纷纷飘落下来。我们全家都撅着屁股捡，满屋回荡着我们欢快的笑声。
第二部分
那时我的确很能干，家里的煤气出了问题也由我修英达有名了，能挣钱了。他的事业有成增加了我对他的信任和依赖。我什么事都和他商量，听从他的决定。不可否认在那10年的恋爱及婚姻中我是幸福的，但是也很累。很难想象我竟有如此韧性，长此以往地担当着那个家庭的“顶梁柱”，无论物质上还是精神上。
那时的英达不是一个具有很强的生活能力的人，他不会也不愿做属于男人的家务，他的忘性令人发指。他从来不记得我交代他做的事情。如果别人有什么东西交给我，万不能由他中转，说不准他会随手往哪儿一扔，然后一点儿都想不起来。
一次我给他的小书房安窗帘，我把缝制好的布交给他，并给了他一根细长的铁丝，“帮我穿上”。我开始在窗边钉钉子，我们边聊天边干活，很久了我才发现他那根铁丝一点儿都没穿进去。
“它老扎出来，这活儿我没法儿干！”他急了。
我拿过来，把铁丝头弯回来一点儿，一分钟就穿上了。每到这种情形他都会发怒：“为什么你老想让我感觉自己是个白痴？！”基于他的这些能力，我很少让他或指望他能干什么。家里修灯、修锁、修煤气、修马桶样样都是我。
有一天我们的汽车坏在半路动不了了，谁也不知出了什么问题。英达打算放弃，要叫辆出租回家。
我对他说：“把前盖打开。”他笑了：“你什么意思？你想修车？”看着他难以置信的样子我根本不理，挽起袖子就开始瞎碰。请注意，我根本不懂车的构造，我那会儿还不会开车，也丝毫不知道车前盖里头的那些乱七八糟散发着热气的东西是什么。但我把它“修”好了，触拨几下车就发动了，我们开车回了家。
“你是魔女。”他对我说，“你有一双神手！”我也许天生不该做演员，我其实可以成为了不起的勤杂工！
我们在1988年就买了刚才提到的那辆车，墨绿色的、流线型的英国车：Vauxhall。英达说在美国留学都没开过这么好的车。我们对它心爱极了。
新车刚刚买回来的时候，全家兴奋得坐立不安。那天正巧我刚从外地拍戏回来，吃完晚饭大家决定开新车出去兜风。请注意：家里任何一个人都还没有驾照，只是英达和他父亲在美国都曾开过车。那天晚上他父亲喝了许多酒，临出门时揣上了他的“人大代表证”。
“万一出什么事，谁也不能抓我！”他说。
我们笑着走下楼，我埋怨他这话说得很不吉利。
英达把车开到了离我家不远的红领巾公园附近，那里没什么人。他父亲强烈要求“过过瘾”，我们同意了。他坐到了驾驶的位置。先是发动不着，打火的时候发出一阵阵金属摩擦的刺耳的声音，英达在耐心教他。终于发动着了，然后车“噌”地一下就蹿了出去。
无法想象当时的情景，车就像一匹脱了缰的马在飞奔，眼瞅着就冲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年妇女去了。那个女的还回头仿佛微笑了一下，她全然不知身后的这辆绿车的驾驶员多么可怕。他喝了许多的威士忌，并且很多年没开过车了。他没驾照，只有兜里的“人大代表证”！
我和英达都在大吼，我们疯了一样地喊：“快踩刹车呀！”然后就看见老人家手中的方向盘拐到了一边，只听见“嗵”的一声，车右侧的后视镜在1秒钟之内就没了，“咣”地一声车子撞在了一根电线杆上。
车停了，我们谁也没动，那个中年妇女又回了一下头，继续骑走了。我听见车窗外一个老大爷的声音：“镜子在后边那，还不捡去！”我们回去了。把车停在楼下谁也不肯上楼。英达父子俩蹲在单元门口，英达说：“这下可好了，从来没开过这么好的车，一转眼就变破车了。”我们看着车鼻子前面巨大的“酒窝儿”，谁也没埋怨已经吓坏了的“人大代表”。
第二天早晨起来，他们父子俩说夜里做的都是撞车的梦，其实我也一样，我的脚在梦里一直使劲儿地在踩刹车。
这辆车我们开了不到两年，英达相继弄丢了行车执照和车钥匙。没办法我们只好请了监狱里专干溜门撬锁的小偷把车打开了。他每天出门我都大喊着：“带驾照！”而他比预定的时间晚回来半小时我就坐立不安。最后我坚定不移地把车卖了，要不然我有可能死在这上面。
我们那个家的最后一次派对
得心脏病都会快活
1993年我到欧洲演出，在意大利给英达买了一双细腻如丝的皮手套。那副手套太漂亮太精致了，花了我一百多美元！我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给他买的，交给他时我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千万、千万别丢了，本来我可以给自己买双皮鞋！”他很郑重地收下了。
一天他和一个朋友一起去办事，出家门的时候他第一次戴上了新手套。他们一起走到胡同口叫了辆“面的”，当然他就把那副手套落在了出租车上。他只戴了不到100米，然后，是对那个朋友的一路叮咛：“不许告诉丹丹！”过了一些时候他又要出门，仿佛很随意地对我说：“是不是应该给我买双手套？太冷了！”
“你的高级手套呢？”我担心地问。
“怎么问我？我哪儿知道，我从来没戴过。你不舍得让我戴，谁知道你又藏哪儿了！”我开始在家里找，急死了。我想我真是老了，什么都记不住。我把箱子柜子翻了个底朝天，然后十分歉意地上街又给他买了一副。
过了很久那个朋友才把这件事告诉我，我一点儿也没生气，我已经知道他那么怕我唠叨，也已经明白了我不能要求他做“做不到”的事情。我想在接受他的优点的同时接受他的缺点，反正我们在经济上已经不窘迫了。
在这儿我还要讲一件事情，为这事儿我差点儿得心脏病。英达的父亲英若诚是一个极其顾家又热爱“科学”的人。很多年前，在别人还没听说过那些新鲜玩意儿的时候，他就把日本出的“换气机”和英国产的“电灭蚊器”搬回了家。插上电源我不知道空气是否被换过了，反正电表的指针老是在“揪”我的心。而我在“电灭蚊器”里没看到过一只蚊子，即便把它放在院子里也一个小虫都没有。
有一天，他看见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3800块钱的真空管太阳能使您一年四季24小时享受热水。”于是他决定安装。大卡车拉来了设备，能装几吨水的大锅炉往房顶上扛。我们所谓平房房顶都是斜瓦，我真怕那几个工人掉下来。我们的墙被凿了无数个大洞，直径近1尺的大圆管子从房子的最东头穿到最西头。洗手间的瓷砖都碰坏了，墙上好几个窟窿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