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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我应该仅仅留下那些故事，淡然地叙述，筛去彼时心情，还是应该保留既然已经保留下来的一切。我不知道应该将它们留给自己看，让自己记住曾经走过那样一段路，那么温馨那么动感情，还是应该说给别人听，告诉别人现在我早已不疼了，不在乎了。
最后我决定尊重历史，将逝去的那一段复原。所以现在的有关英达的文字大部分仍是出自10年前的我之手。
当然，在我们各自度过了又一个10年后回头看，37岁还是太年轻，那时的心境极端而热烈，红太红，黑太黑。于是只有到了一切都已平静的今天再去回首那段往事，冷静地，客观地，泰然地，看到的才是它本来的面目——没有是非对错，没有其他可能，海可枯石可烂，抑或新人笑旧人哭，其实不过是一个“缘”字。
必须坦白地承认：我每一次爱都是真正的和惊心动魄的。
每一次爱都是惊心动魄的
我和英达的相爱是在1987年，那年1月他母亲去世，他从美国回来奔丧。正好剧院要排一个新戏《纵火犯》，由林兆华导演，英达任副导演算作实习，也为将来能留在剧院做准备。我在里面演一个戏份很少的黑人小女仆。演出时我给自己梳了一脑袋小辫儿，满脸满手的黑油彩和一个大而厚的嘴唇，用尖而快的怯生生的声音讲话，可笑极了。那出戏演的场次不多，在我的艺术道路上没留下什么痕迹，但它却改变了我的生活。
建组的那天，在会议室讨论剧本，大家围坐在大桌子四周，我和英达挨着。我排戏从来不带水，因为我觉得无论坐下来谈什么都先倒上一杯茶那是老年人的习惯。英达的面前放着一个保温杯，满满的香喷喷的茶水。导演正在谈剧本构想，我渴得要命又不好讲话，就在纸上写了句：“我能喝你的水吗？我没病。”他笑了一下，在下面写：“当然能。但我有，AIDS（爱滋）。”他就是这样一个机敏幽默的人，不认识他的人与他的第一次谈话都会很难忘。他的聪明，他的博学，他的狂放和不可一世，让喜欢他的人一见钟情，让讨厌他的人不能容忍。
“有什么了不起！”常常有人会这么说，“不就是英若诚的儿子嘛，不就是去过美国嘛。”我们的关系有进展是在排戏后大概两星期。有一天早晨他进排练厅直接走近我，手握成一个拳头放在我的手上，松开是一个被他的手捂热了的煮鸡蛋。我笑着把鸡蛋磕开，连蛋清儿都还是水。
“你的手根本没把它焐熟！”我大笑起来。
然后是我请他在一个叫“白桦林”的小西餐厅吃饭。
然后是我接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满了：“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一定要娶你！我一定会娶你的！”
“咱们得好好谈谈。”我说。因为我发现问题有点儿严重。
“好啊！我有套单元房，在水碓子13号楼，你来吧！”他的表情特别真诚。
约好下午5点见面，差5分钟5点我就到了。刚上楼梯我就听见有人在鼓掌，爬上来看见他换上了干净的白衬衫。
“我妈说女孩子跟人约会应该迟到。可我在大街上耗了半天还是早了5分钟。真够露怯的！”我说。
他笑起来。我说什么他都笑，他好像特别爱听我说话。
我们相爱了，像两个18岁的少年。每天在剧院见面我们都大喘着气。中午休息时我们跑到新侨饭店吃饭，整顿饭他都在教我唱英文歌。我那会儿一句英文都不会，靠死记硬背我的发音居然还特别准。4年后我第一次去美国时给美国人唱过那些歌，有个美国人无论如何不相信我根本不明白歌词是什么意思，他简直不能想象我那时不会说英文。
我不是那种把爱情一点儿一点儿给出去的人，我不在乎也不考虑是否自己像个傻瓜，我完全缺少女孩子的疑虑和谨慎。一旦爱上了就全心全意。爱会使我的理智消失，智商为“零”。人们常说：“真正的爱只有一次”。我必须坦白地承认：我每一次爱都是“真正”的和“惊心动魄”的。
热恋时记得有一次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英达在看报纸。电视里演的是“世界名模大赛”。每一个模特走出来我都惊呼一声，然后我说：“快看呀英达，太漂亮了！这些女人真是‘上帝的宠儿’！”英达漫不经心地抬了一下眼皮，嘟囔了一句：“比你还差得远啦！”能想象我的智商吗？不撒谎，当时体重近130斤的我差一点儿就相信了他的话！
他还告诉我，我是他见过的最聪明的女孩儿。“大学里的那些女孩子可能会读书，但她们绝大多数都没你‘聪明’，‘聪明’不一定会读书，就像有文化不一定灵魂高贵一样，你经常会看到一个文化人有一个小市民的灵魂，而你是既聪明又灵魂高贵。”这些话我听了心里可太舒服了！我深深地把它记了10年。
后来他回美国继续读他的学分去了。我几乎每天都能收到他的信。他还给我写了好多特棒的“情诗”。他说他写的诗老在“韵”上，他不会不押韵，而在“韵”上就不能算好诗。我自视为文学青年，同样以诗回赠给他，同样地每一句收尾都在“韵”上，这很糟糕：
刚生下儿子，我是个人见人笑的大胖子。
穿一件雪白的毛线衣，
拿一张正方的小纸躲在角落里，
用诉不尽的思念折一只纸鸟寄给远方的你。
我把纸鸟放在唇边装进无数的吻，
又轻轻搂在怀里装进我心中的秘密，
带着我的嘱托，
带着我潮湿的梦，
带着那一段无声的乐曲
飞吧，飞吧，
但千万不要歌唱，
记住啊，
做我和他的使者，
你要默默地，
默默地。
嫁给英达
英达以最快的速度在美国读满了学分。1989年7月13日，我们终于在东城区街道办事处登记结婚了。
我真正走进了那个家，卷起衣袖开始做“家庭主妇”。我首先打开壁橱，将英达的母亲生前存放多年的“宝贝”都翻了出来：大捆的布匹、大叠的口罩，以及许多永远不会再用的，每一个经历过“困难时期”的母亲都会保留下来的生活用品。我把它们分送给邻居和亲戚。
然后，我作出一个更为惊人的举动：我铺开了那张虽已购买多年却依然如新的仿古地毯。那是一张漂亮的地毯，是英达的父亲托朋友买的。它常年卷在沙发根处。从前只有来了重要客人他母亲才会把它打开，然后命令所有的人光脚。
我打开它的时候，英达的父亲还在看报纸。他吃惊地看着我，愣了半晌才问：“天天都铺着啦？”
“啊！”我坚定地，头都没抬。
“脏了怎么办？”他小声地说。
“洗！”我说。
“坏了怎么办？”他声音渐高。
“再买一个！”我动作麻利地收拾着。
“倒也是！”他嘟囔了一句，再没说话。
我把家里一个最大的黑衣柜里所有的东西清理出来，然后从街上叫来了收购旧家具的小贩。
“能卖多少钱？”我问。
他敲了敲木头，摇了摇头：“不要。”
“5块钱你拿走。”我着急地说。
他还是摇头：“都是三合板，卖不出价。”
“不要钱。”我狠狠心，“送给你了！你拉下去吧。”他还是不要，他走了。这个衣柜根本没有后挡板，多年来它直接靠在墙上，里面的衣服都会蹭上白灰。我把它抬下楼，扔在了垃圾箱旁边。
8月底，我正准备接一部由滕文骥导演的电影《黄河谣》。我演女主角，英达当时还没有工作，就跟我一起去了西安，准备做那部戏的副导演。我们在西安为剧本的丰富出了一些主意。修改剧本的时候，我们回到了北京，就在那时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要这个孩子吗？”我问英达。
“要吧！”英达坚定地说，“反正早晚得要。”
“戏怎么办呢？挺好的机会，我应该再演几年。”
“也是，”英达说，“那就别要了。”
“为什么你不想要我们的孩子？”我盯着他，“为什么你想杀了它？”我开始无理取闹，开始有了做母亲的恐慌，开始撒娇和找理由哭。英达哄了我很久，我们决定生，并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滕文骥。
我非常兴奋地准备做母亲。八九月份北京还很热，我穿上宽松的孕妇服，每天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