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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她病了，忽然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便把我叫到床前。她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只对我指了指枕头底下。我伸手一摸，摸出一个纸叠的钱包，里面有5块钱。她的意思是这钱全都留给我了。
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因为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哭完我赶紧去找爸爸妈妈，他们把奶奶送进了医院。
过了几天，奶奶病好了。她回家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向我把钱要回去。我已经花了3块多了。
我妈3岁上就没了母亲，总把奶奶当亲妈来孝顺，也希望奶奶能像疼闺女一样疼她。她在我爸面前受了委屈，或者对我爸有什么意见，就跟奶奶说，巴望着奶奶给她主持公道。哪知在奶奶心里妇女的“三从四德”根深蒂固，每当我妈向她抱怨我爸的“缺点”，她就幽幽地叹上一声“哎呀”，然后绕着弯子暗示她男人永远无错，有错全在女人，令我妈一度非常失落。
每天放学回家，我准能看见桌上摆着一个大碗，上面扣着一个盘子，用手摸摸，热乎乎的。那就是奶奶给我爸做的油茶面，等他下班回来吃。我经常偷偷掀开盘子，把脸埋进碗里迅速“吸溜”一口，再飞快地把盘子盖上。
因为我偷吃，家里有几样东西奶奶不大让我去买。一个是芝麻酱，我拿碗去打，回来的路上边走边舔，舔得碗边上全是。一个是醋，我一路走一路小口小口地喝，全然不计后果，到家以后胃里火烧火燎的。
据说几个孩子里面，奶奶最宠我大哥，但大哥和我年龄相差太远，所以我对他得宠这件事没有太多感觉。我只记得大哥对奶奶非常孝顺。奶奶70岁那年突然因中风而半身不遂，大哥每天中午背着奶奶去医院扎针灸，身后跟着一大串胡同里的小孩儿起哄，编着歌儿嘲笑他。大哥怕奶奶为此伤心，干脆自学针灸，在家给奶奶扎。我看见过他那个方方正正的包，一打开，全是长长短短的银针，给奶奶扎之前，他就对照着书本，在自己身上做试验。
奶奶1973年去世，我13岁。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她没能享上我的福。
梦见奶奶在南河沿骑车的时候她还活着。我在梦里惊愕无比，拼命向她摆手，叫她赶快下来，危险，但我喊不出声音来。没想到这番梦境我竟然记了几十年，并且成为了今天我为奶奶写下这些文字的线索。
我自己的“奥斯卡”
2005年8月25日是我和先生结婚8周年纪念日。我们请来了近100位朋友，在屋后的草坪上“派对”狂欢。烤肉飘香，我们搭起一个舞台，支起10顶大篷，请来了歌手和乐队捧场。我亲自担当主持人，因为我需要圆一个梦。
“各位好朋友，从我做演员那一天起，我就梦想得到奥斯卡奖，25年来我这脑子里一直在组织那两三分钟的获奖感言。眼瞅着年纪大了，这奥斯卡得不上了，我这感言憋得挺难受。今天我就自个儿弄一个典礼，站在这儿跟大家说说。”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一个儿时伙伴，她叫张旗。”
说感谢谁谁谁是标准的奥斯卡“范儿”。那天我请来很多童年时的朋友，我向张旗伸出了右手。她站起来，大家为她鼓掌，然后听我继续说。
“25年前的一个下午，张旗拿着一份《北京日报》来找我，她说丹丹，北京人艺在招生呢，我觉得你应该当演员。我问她，北京人艺是干吗的？她告诉我是演话剧的。我又问她，演话剧用唱吗？她说不用唱，你去报名吧，你学老师、学同学学得太像了如果她不来，就没有今天的我，那么此刻到场的大多数朋友我都没有机会认识。”
本山多才多艺，常常无师自通在那个下午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做演员，因为我长得不好看。但我还是跟着张旗一起去了首都剧场。招生通知上说招20个学员，我心里想象，应该是20个水灵灵的大姑娘，到了那儿才知道，男女比例为3：1，也就是20个人中，只招5个女孩子。报名费两块五，我只有5毛，另外两块钱是张旗帮我垫上的。
其实我认为自己一点儿戏也没有。剧场外的年轻人乌央乌央占据了整条街，个个青春逼人，闪亮夺目，还有个刚刚上映过的电影里的女主角。我相比她们什么也不是。但钱已经交了，不考也不能退。
初试那天，我拿出家里的火筷子在灶膛里烤烤热，卷了卷娃娃头前面的刘海儿，又从床底下掏出我二姐的一双半高跟皮鞋，鞋跟儿已经磨“坡”了的，穿上，在镜子前转着照照，就出了门。
每一个房间都是一个初试考场，走廊里挤满了心里没谱儿的考生。叫到我的名字时，我走进其中一间，包括田冲老师在内的三四个男老师都在等我。“怎么全是老头儿？”当时我心里想。其实他们不过是和现在的我年龄相仿。
刚到门口，田冲老师说：“这位同学，请把鞋脱了，我要看看你有多高。”所以我的高跟鞋白穿了，初试是光着脚考的。我不会跳舞，就做了一节广播体操，上肢运动，证明身体协调性良好，然后大声念了一段报纸。考完我穿上鞋，撒丫子往家跑，叫我二姐发现我偷穿了她的皮鞋就瞎了。
没想到，初试这一关难倒了前去报名的90％，而我是其余那10％中的一个。很快，我收到参加复试的通知，竞争对手只剩下100多人。
这一次的主考老师多为女性。狄辛老师站到我身边，跟我比了比个头。我朗诵了一首诗，李婉芬老师的评价却与诗无关：“这孩子——将来准是个大胖子，得比我还胖。”她边说边打量我，上上下下，前前后后。
我急了，连忙恳求道：“老师您收下我吧，不是能试读半年吗？我半年肯定瘦下来，我要是瘦不下来您再不要我！”性格决定命运，此言极是。换了其他女孩子可能一听说自己胖，早灰溜溜地回家哭去了。我却不肯，因为我在孤注一掷，考不上北京人艺，我当时的处境用走投无路形容也并不过分。
那是1981年初，刚刚恢复高考不久，很多知青、社会青年回到学校，和应届生一起挤独木桥。我也不是应届生。我1979年考过一次大学，因为被初恋搞得五迷三道，差20多分没考上。第二年再考，我爸每天中午都从单位往家跑，给我冰上一瓶北冰洋汽水，做一顿饭。后来我受不了，临阵脱逃，跑到青岛姑姑家去了，没几天又被我爸接回来。我连大街上给人看车的老头老太太都羡慕，起码他们有个职业，干活儿干得理所当然，也没人嘲笑他们。每一个孩子，在这种生命的转折期都顶着非常大的压力，只是成年人不知道罢了。父母总叫孩子再努力一点，再用功一点，哪管孩子已经够茫然和无助了，哪知孩子的心早就飞到男朋友那儿去了。
我还并不知道人艺是中国最好的话剧团体，只是第一次看到首都剧场那气派就暗自惊叹：“这个单位不得了！”于是考上北京人艺是我惟一的出路，如果我还不打算真去卖酱油的话。
“老师，我还有好多本事呢，我会学老太太！我就是从来没减过肥，您让我试试吧！”我一再地恳求着，根本不考虑面子不面子。
就这样，我也通过了复试，并在三试之前把报考人艺的事告诉了父母。
我爸听说我考演员过了前两关，完全不责备我三心二意，领我去见一位名叫周稷的阿姨。周稷阿姨是“文革”前的中戏表演系学生，我爸请她辅导我怎么做小品。她教我朗诵，给我辅导小品。临考的前一天她对我千叮咛万嘱咐：“丹丹你记住，你走进考场的时候，自自然然的，朴朴实实的，大大方方的就行。”这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我一直将它深深埋在心里。它不仅指导着我如何演戏，也指导着我如何做人。
会哭就没问题！
人艺三试是在一个大的排练厅里，全体老师一同出席，考生则参加专业课和文化课的考试。专业课考试时我先朗诵了一首泰戈尔的散文诗，他的诗充满幻想。然后我接到了我的小品题目：妈妈病危，给爸爸打电话。
我的右手食指在空中急急划圈儿，作拨电话状。写到这儿，我不得不向大家说说我爸的名字。
我爸小时候在老家叫宋明东，十几岁时跑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就给自己起了个革命的名字。这名字学问太深了，“汎”，字典里没有，一般的汉字输入系统里也没有。念起来要多气人有多气人，叫“送饭”。光是“送饭”也还好了。小时候，和同学一起参加公审大会，身负各种罪名的犯人一一拉出来示众，姓张的叫“张犯”，姓李的叫“李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