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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人觉得这样孤介倔强；是迂腐不达时务，不象范文程吴三桂洪承畴施琅那么“深明大义”，能够为“民族团结”卖命效力。这样想是无知加无耻的结果，其实明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很开通，他们反抗满清是有原因的。
瞿太素说：“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顾炎武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从他们的话，看不到半点狭隘民族主义的味道，也看不到半点为一姓私利卖命的愚忠。忠信明哲的人，就算相隔遥远，肤色风俗和中国全然不同，也是诸夏；易姓改号也只是皇帝和当官的人操心的事情，和普通百姓没有关系。这些观点相当透彻，现在也不能再高明多少。
然而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前仆后继投入抗清事业，有的以身相殉，壮烈殉国；有的虽活下来，但志节不移，终身不渝。为什么呢？难道他们存心不想好好活着？道理很简单，正是因为满清统治者残暴凶虐，达于极致。是虽近于比肩，但汶汶汩汩的戎狄；是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禽兽。
一些亲历满清暴行的明末人的诗句，如张家玉的“云崩日落豺狼啸“，李成宪的“未论故园豺虎窟”，张穆的“豺狼方逼市城摧”，就是很好的注解。
现在的一些人，其见识，远不如几百年前的明末古人，良知更是泯灭。看见有人指摘满清暴行，揭露清廷愚昧落后专制的丑态，就坐卧不宁，奋袂而起，就要抛出一顶大汉族主义的帽子，破坏民族团结的帽子，咆哮恫吓不已。在这些东西的荒谬头脑里，似乎为满清空前绝后的种族屠杀的暴行极尽掩盖辩护粉饰之能事，为满清极端黑暗愚昧的统治贴金美化，反倒成了维护民族团结，其无耻程度，昏聩程度，确实登峰造极。莫非他们以为现在依然是三百年前满清愚民专制之天下？
这些人所不明白的是，对满清倒行逆施的严厉谴责，决非民族主义！仅仅站在人类文明的角度上，对满清这样一个空前绝后的禽兽政权，就应该给予不留任何余地的谴责声讨！满清的建立是野蛮代替文明，是中国历史一次空前的大倒退；任何尚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加以谴责。这和什么民族没有任何关系！那些在明末反抗满清的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不仅是中国的民族英雄，同样也是捍卫文明进步的人类的英雄；那些甘于成为满清爪牙鹰犬，为异族效命卖力，倒行逆施还自以为得意的人不仅是中国的败类，也是世界文明的败类！
为什么说满清取代明朝是野蛮代替文明，愚昧代替进步，是中国历史一次空前的大倒退呢？这不仅仅表现在满清屠城迁海文字狱等空前绝后的暴行，在其他方面也是得到体现的。
这要从长说起，当元朝灭宋的时候，中国文明几乎遭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人口的大量被屠杀，文化的破坏，无论北方南方都是如此，而与此同时西方却没有受到蒙古大军的屠杀破坏，相反由于蒙古西征，把大量东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传播到西方，刺激西方，鞭策西方，西方也开始了文艺复兴，走向了上升的轨道，而西方重新崛起所借助的也并非他们自身，正是得益于外力的刺激，借助了阿拉伯文明保存的大量古希腊古罗马典籍。而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本身就在许多方面尤其是科学技术方面有领先于东方文明的地方。
文明兴衰起伏波动是正常现象，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在所有时候在所有领域都保持先进，一时的局部的落后，并不可怕，关键是能否海纳百川，能否在保持自己独立研究能力的同时，勇于吸纳引进外国的先进思想和技术，不盲目自大，也不盲目随从。中国的文明一向具有开放精神，容纳异端的精神，海纳百川的精神，这正是一个文明高度自信，高度具有活力的表现。可贵的是，在明朝，中国没有丧失这样的精神。
综合来看，明朝的中国，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开放，眼界最为远大，统治者阶层对于传播引进外国先进思想技术最为热心，心态也最为良好的时期，这和明代本身经济的高度发展，思想的高度活跃，广大知识分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空前高涨是分不开，而所有的这一切追根溯源，都必须归源到明朝开国之初所制订的政策。
明朝前期是文明的恢复期，后期是文明的崛起期。正是在明朝统治下，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空前普及，士大夫阶层的活跃，哲学思想的突破，使得原来开始走下坡路的中国文明挽回了颓势，重新焕发出多样多采的的活力，重新显示出人性的尊严，个性的张扬。
中国历史上在春秋战国以后再一次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局面，再一次表现出对科学的空前兴趣。
明朝晚期，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是以传教为目的，他们的本意决非是好心好意来传播科学的，但是结果他们不得不和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翻译出版大量的科学书籍。并非他们象白求恩这么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而是当时明朝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热情和关注远远超出了对宗教的关注，传教士要想为传教开辟通路，要想取信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士大夫，赢得他们的尊敬与看重，就必须出版科学书籍，就必须传播西方的科学，否则他们几乎寸步难行。
当传教士取得了士大夫的信任，取得在中国居住和旅行的资格以后，他们对翻译传播西方科学的热情就极度减弱，当中国知识分子要求他们翻译时候，往往寻找各种理由推脱搪塞，难以搪塞的时候，才勉强答应。传教士本来到中国以传播宗教为目的，到结果却变成了不得不传播科学，这种现象本身就意味深长。
明晚期乃至到明末，不仅中国的传统科学的一些领域，开始经历自我革新，自我蜕皮的过程，展现出新的活力，而且由于知识分子遍及全国上下对科学热情的高涨，对西方先进技术的热情引进，中国的科学正在呈现出不仅弥补自身固有的弱点和缺陷的趋势，而且有理由断言，当西方科技和中国本土的融合之后，中国的科学完全可能在发展势头上超越西方
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科学的发展，本身不象西方有宗教的重重阻挠和各种思想障碍；也是因为作为科学基础和潜在动力的哲学思想而言，当时的中国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几乎领先超前了相面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无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都是如此。只要通过容纳吸收外来科学技术的优点，弥补中国科技固有的缺陷，发展和前进绝对不是问题。
明朝晚期，一方面是中央政府控制力量不断趋于衰弱，另一方面是民间力量不断崛起壮大，舆论的力量，思想的力量，经济的力量，无不如此。
人性的张扬、个性的独立、党争不断、讲学书院的林立、海上贸易空前的繁荣、市民和手工业阶层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中国文明正在经历一个化蛹为蝶的关键时期。任何文明的进化，都必然要经历一个这样的过程，否则只能停滞不前，只要经历了这样一个文明动荡整合的过程，中国文明必然重新放射出耀眼的光芒。重新执世界文明的牛耳。
而这一个阶段，化蛹为蝶的阶段，却又恰恰是一个文明最虚弱最脆弱，最缺乏抵御野蛮的外敌侵袭能力的时机，然而不经历着这样一个阶段，文明就无法实现自身的进化。不幸的是，正是在这个阶段，明朝的中国遇上满清这个尚处于野蛮的奴隶制阶段的政权的侵略，文明进化的过程被人为打断了，终止了。
明朝灭亡以后，情形发生了急剧改变。满清的残暴统治，使得大部分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热情急剧衰减，和西方传教人士合作翻译科学著作的情形已是凤毛麟角，甚至连个别热心科学的传教士自己上呈给满清皇帝的科学著作也被达入冷宫。原先被大量应用于经济国计民生的技术机械，到了清朝，完全沦落为清朝那些愚昧到极致的皇帝的个人玩物。此外疯狂的屠杀，经济的破坏的，文化的摧残就更不需要多说了。
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并非没有机会跟上世界的潮流，和世界同步发展，甚至领先于世界，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那么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现代的人当然不能苛求满清。但问题是当时这样的机会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