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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番禹县的绿林，以大塘乡的李福林为首，手下也有五百多人，在广州河南一带活动。李福林后来成为福军首领，1926年当上国民革命军军长——当然，这已是后话——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有名人物。
在南海县的绿林，以上淇乡的陆领为首，纠合有一千余人，在南海一带活动，主要是向富家勒索钱财。在1938年日寇侵粤后，陆领当了珠江三角洲游击司令，两年后又做了汉奸的伪军长——这些也是后话了。
在香山县的绿林，以刘世杰为首，全县共有三百余人（香山县即今中山县）。
在新会县的绿林，以天河乡的谭义等为首，全县约共五百余人。
此外，在顺德县的绿林，有龙江乡的张炳、龙山乡的邓刚、王会、陈村镇附近的胡新、大罗村乡的黎成、良教乡的何江、何梦、桂洲乡的王敬宽、马齐乡的麦报等，全县共约千余人。
当时这些所谓绿林好汉的主要活动，一方面是以首领个人的名义发出信件，向富户和大商店打单（勒索），要他们一次过送数百以至上千元的“保护费”，如有不从或禀告当地清军，就必以暴力报复，以示言出必行，树立威信，并警戒其他敢反抗的人和店铺。另一方面，是抢劫大墟镇市场及当押铺（大的称当铺，小的称押铺）。当时大墟镇市场都有清军巡防营驻防保护，这些绿林人马就先以突袭手段将驻防军消灭，然后抢掠当押铺，将所有当押一元以上的衣物劫尽，一元以下的押品则任由当地百姓拿走。这种活动直至辛亥九月十九日（公历1911年11月9日）广东宣布脱离清廷独立，各县绿林首领率领队伍参加起义做了民军统领，才停止下来。
民国建立后，政府开始着手清理这些绿林军队。1912年秋冬，广东都督胡汉民先遣散以陆兰清为统领的兰字营，后来除李福林的福军及少数民军另行改编外，其余民军都被陈炯明遣散。
结果，这些农民出身的所谓民军，除了那些曾任标统以上军官职位的以外，其余大都因回乡后无地可耕，无业可就，以至顿感生活无着而又重新走上绿林老路。渐渐地，珠江三角洲变得遍地皆匪，各墟镇及富裕的村庄常发生抢劫，来往商旅常遭劫掠。身为都督的陈炯明不得不下令围剿。但各乡各处地势复杂，河道纵横，一些是桑园稠密，更有些是山丘丛林，结果是此剿彼窜，兵来匪去，无法清剿；更有些是匪是匪来兵亦匪，地方治安更是一片混乱，只是苦了当地的平民百姓。
1914年后，龙济光主粤，他把各地民军统领及其以下官兵均视为乱党，下令格杀。这样，有钱的民军统领有些便逃往澳门暂避，其他民军官兵大都再加入绿林队伍。他们为了联合起来对抗龙济光，也为了解决绿林生活并避免当地民众的反感，议决组织了“两粤广义堂”，推选陆高满（即陆满）为首领，并订立了十项以劫富济贫、对抗龙济光、保护当地百姓为主的冠冕堂皇的守则，当时参加两粤广义堂的绿林达二千余人。
随后，又出现了几个有名的堂口：以南海县莲塘人陈庚为首领的广龙堂（这个堂口在林风平创立自己的广龙堂时早已没有了），有绿林一千余人；以顺德县大都乡人梁林（四叔林）为首领的天顺堂，队伍约有一千人；以顺德县甘竹滩人余基仔为首领的伏虎堂，有七百余人；以顺德县道教乡人张裕为首领的龙胜堂，有九百余人；以顺德县马宁乡人麦报为首领的广东堂，有一千多人；在新会台山赤溪等县交界的古兜山有以吴成为首领的奉天统带自由队，有千余人。
此外，还有以南海小榄乡罗荣等为首领的绿林人马一千余人，以香山县梁德等为首领的绿林人马约二千人，以高明县人雁山严燕为首领的绿林人马三百余人，以花县毕村乡毕锦为首领的绿林人马一千余人。
两粤广义堂在当时是势力最为强大的堂口，以收行税和保护费为主，而以绑富豪的票和抢劫富商为辅。收行税的对象是各丝厂、各江木排、各轮渡及轮拖货船；收保护费的对象是各砖瓦窑、茧行（即买卖蚕茧市场）、当押铺及各大市常为此他们还订立了“收费标准”；绑票对象是有五万元以上家财又有现金的富户，一般要其家财的一成为赎票价钱；丝厂以缫丝位数（即工人坐位）为定额，每位每年收十元；轮渡每月收其货客费的百分之五，轮拖货船收其拖费的百分之十；砖瓦窑大的每年收三千元，中的收二千元，小的收一千元；西江木排每年收二十万元，北江绥江木排每年收十五万元。
当年两粤广义堂的“收数”办法是先以广义堂的名义送信通知，向被勒索者讲明数目，并声明言出必行，如此便能收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当年他们做出的最轰动的一件事是在1914年八月。当时顺德县乐从墟有五只丝船自恃武力充足，拒绝向广义堂缴纳行税，并说如果陆高满敢来打劫丝渡，定必将其击退。这就把陆高满惹火了，他为了保持威信，使出了霹雳手段，先在顺德南海交界的奇搓大都河面用木排堵塞，使渡船不能进退，随即用大炮向五只丝船轰击，各船打手当即大叫饶命，放下武器投降，船上武器、白银被悉数劫掠。但这一战后，陆高满也因之陷入了困境，因为这五只丝船是由顺德运丝到广州经纶商会，再由广州运白银回乐从墟买茧及发给各丝厂工资的，被截劫后，广州经纶商会就出花红五万元来缉拿陆高满，连同以前龙济光等所出的花红，共达六万五千元。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使陆高满不得不大大收敛。
其他堂口，有的以收行税及保护费为主，有的以抢劫为主。如南海、顺德、番禹等县的绿林抢劫勒索富商巨贾，香山县梁德等则收沙田禾标（每亩沙田每造收保护费十斤谷称为禾标），高明、花县等地绿林则收取耕牛及人口保护费，而古兜山绿林除抢劫财物外，还抢掳附近少年妇女回山后转卖给妓院。
不过，尽管“绿林好汉”组织起来对抗龙济光，但他们中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还是在龙济光主粤的数年间被捕杀和击毙，到1917年陆荣廷的桂系军阀占据广东时，绿林势力已比以前大为减少，很多堂口也没有了。对这些剩余的绿林人物，陆荣廷采用了“招安”的政策，予以收编，以扩充自己的实力。这样，一部分绿林又成了官军，其余多数则另谋生路或从事农业，还有一部分青年绿林继续活动，再纠合上一些挺而走险的贫民无产者。
江全把上面有关绿林的早期情况洋述了一遍，喝了口茶，感叹道：“自古兵匪一家，到了现代，仍是如此。陆兰清现在是陈炯明属下的司令，李福林是福军首领、许崇智下属的司令，他俩在当绿林打家劫舍，被人追杀得无路可走时，哪想得到有今天的风光？”说到这里，江全对金城笑了笑，“你可知道李福林为何有个绰号叫‘灯筒’？那是在光绪三十年，他在两广总督衙门当号手，犯了纪律被开除，生活无着，他就在广州河南偷窃和抢劫番摊馆。有一次，他用墨涂黑了玻璃灯筒当手枪行劫，竟获成功，这事在江湖上留传一时，他也因而就得了这个绰号。”
“果然有趣。”金城也笑起来。
两人笑了一阵，江全的脸色慢慢回复凝重，道：“我们广龙堂要想称霸省城，看来光靠自己的力量已远远不够，以后要想办法攀上政要权贵，才能有大作为。”
金城从江全的眼神中看到了一种精明，内里蕴藏着阴沉。
金城沉思了一会，道：“堂主，两年前陆荣廷已被陈炯明赶出了广东，那么现在各地的绿林情况又是如何？”
“现在的情况大致是这样，”江全一边指点着书桌上的地图，一边道，“南海九江是吴三镜、梁祺、陈根的地盘，他们手下有三百余人，分据九江墟及附近乡村，主要是收保护费和包烟包赌。
“罗格围紫洞墟一带是罗金、罗勤的地盘，他们手下有百余人，在附近河面收各渡船行税和抢劫沿途商旅。
“佛山镇附近大沥、大范、罗村、市头等地是吴佳的地盘，他手下有百余人，开烟赌，收行税，绑票及行劫。
“石湾是陈钵的地盘，他手下有五十余人，主要是包赌及抢劫。
“深村奇槎一带是刘登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