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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在短短十余天里，他的头发已变成一片花白。
当天启皇帝朱由校坐在皇位上，看着这个为他的顺利即位费尽心血的人时，他知道，自己应该回报。
几日后，杨涟升任兵科都给事中，一年后，任太常少卿，同年，升任都察院佥都御史，后任左副都御史。短短一年内，他从一个从七品的芝麻官，变成了从二品的部级官员。
当然，得到回报的，不仅是他。
东林党人赵南星，退休二十多年后，再度复出，任吏部尚书。
东林党人高攀龙，任光禄丞。后升任光禄少卿。
东林党人邹元标，任大理寺卿，后任刑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
东林党人孙慎行，升任礼部尚书。
东林党人左光斗，升任大理寺少卿，一年后，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
以下还有若干官，若干人，篇幅过长，特此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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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老师告诉我，个人是渺小的，集体才是伟大的，现在，我相信了。
当皇帝的当皇帝，升官的升官，滚蛋的滚蛋，而那个曾经统治天下的人，却似乎已被彻底遗忘。
明光宗朱常洛，作为明代一位极具特点（短命）的皇帝，他的人生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苦大仇深。
出生就不受人待见，母亲被冷遇，长大了，书读不上，太子立不了，基本算三不管，吃穿住行级别很低，低到连刺杀他的人，都只是个普通农民，拿着根木棍，就敢往宫里闯。
好不容易熬到登基，还要被老婆胁迫，忍了几十年，放纵了一回，身体搞垮了，看医生，遇见了蒙古大夫，想治病，就去吃仙丹，结果真成仙了。
更搞笑的是，许多历史书籍到他这里，大都只讲三大案，郑贵妃、李选侍，基本上没他什么事，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皇帝。
在他死后，为了他的年号问题，大臣们展开了争论，因为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万历死了，八月，他就死了。而他的年号泰昌，没来得急用。
问题来了，如果把万历四十八年（1620）当作泰昌元年，那是不行的，因为直到七月，他爹都还活着。
如果把第二年（1621）当作泰昌元年，那也是不行的，因为他去年八月，就已经死了。
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问题终究被解决了，凭借大臣们无比高超的和稀泥技巧，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处理方案隆重出场：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一月到七月，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为泰昌元年。明年（1621），为天启元年。
这就是说，在这一年里，前七个月是他爹的，第二年是他儿子的，而他的年份，只有一个月。
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皇帝。
他很可怜，几十年来畏畏缩缩，活着没有待遇，死了没有年号，事实上，他人才刚死，就有一堆人在他尸体旁边你死我活，抢儿子抢地方，忙得不亦乐乎。
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皇帝。
有人曾对我说，原来，历史很有趣。但我对他说，其实，历史很无趣。
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历史没有正恶，只有成败。
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吏部尚书、刑部侍郎、大理寺丞等等等等，政权落入了东林党的手中。
它很强大，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于这一现象，史称众正盈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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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某些史书的传统解释，从此，在东林党人的管理下，朝廷进入了一个公正、无私的阶段，许多贪婪的坏人被赶走，许多善良的好人留下来。
对于这种说法，用两个字来评价，就是胡说。
用四个字来评价，就是胡说八道。
之前我曾经说过，东林党不是善男信女，现在，我再说一遍。
掌权之后，这帮兄弟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追查红丸案。
追查，是应该的，毕竟皇帝死得蹊跷，即使里面没有什么猫腻，但两位蒙古大夫，一个下了泻药，让他拉了几十次，另一个送仙丹，让他飞了天，无论如何，也应该追究责任。
退一万步讲，就算你追究责任后还不过瘾，非要搞几个幕后黑手出来，郑贵妃、李选侍这几位重点嫌疑犯，名声坏，又歇了菜，要打要杀，基本都没个跑。
可是现成的偏不找，找来找去，找了个老头——方从哲。
天启元年（1621），礼部尚书孙慎行上疏，攻击方从哲。大致意思是说，方从哲和郑贵妃有勾结，而且他还曾经赏赐过李可灼，出事后，只把李可灼赶回了家，没有干掉，罪大恶极，应予严肃处理。
这就真是有点无聊恶搞了，之前说过，李可灼最初献药，还是方老头赶回去的，后来赏钱那是皇帝同意的，所谓红丸到底是什么玩意，鬼才知道，稀里糊涂把人干掉，也不好。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方从哲都没错，而且此时东林党掌权，方老头识时务，也不打算呆了，准备回家养老去了。
可孙部长用自己的语言，完美地解释了强词夺理这个词的含义：
从哲（方从哲）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罪，纵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
这意思是，你老兄即使没有干掉皇帝的心思，也有干掉皇帝的罪过，即使你退休走人，也躲不过去这事。
强词夺理还不算，还要赶尽杀绝：
陛下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
所谓此贼，不是李可灼，而是内阁首辅，他的顶头上司方从哲。
很明显，他很激动。
孙部长激动之后，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也激动了，跟着上书过了把瘾，不搞定方从哲，誓不罢休。
这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
七十多岁的老头，都快走人了，为什么就是揪着不放呢？
因为他们有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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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贵妃不重要，李选侍不重要，甚至案件本身也不重要。之所以选中方从哲，把整人进行到底，真正的原因在于，他是浙党。
只要打倒了方从哲，借追查案件，就能解决一大批人，将政权牢牢地抓在手中。
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不久之后，崔文升被发配南京，李可灼被判流放，而方从哲，也永远地离开了朝廷。
明宫三大案就此结束，东林党大获全胜。
局势越来越有利，天启元年（1621）十月，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回来了。
这个人就是叶向高。
东林党之中，最勇猛的，是杨涟，最聪明的，就是这位仁兄了。而他担任的职务，是内阁首辅。
作为名闻天下的老滑头，他的到来，标志着东林党进入了全盛时期。
内忧已除，现在，必须解决外患。
因为他们还没来得及庆祝，就得知了这样一个消息——沈阳失陷。
沈阳是在熊廷弼走后，才失陷的。
熊廷弼驻守辽东以来，努尔哈赤十分消停，因为这位熊大人做人很粗，做事很细，防守滴水不漏，在他的管理下，努尔哈赤成了游击队长，只能时不时去抢个劫，大事一件没干成。
出于对熊廷弼的畏惧和愤怒，努尔哈赤给他取了个外号：熊蛮子。
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外号，不但对敌人蛮，对自己人也蛮。
熊大人的个性前面说过了，彪悍异常，且一向不肯吃亏，擅长骂人，骂完努尔哈赤，还不过瘾，一来二去，连兵部领导、朝廷言官也骂了。
这就不太好了，毕竟他还归兵部管，言官更不用说，平时只有骂人，没有被人骂，索性敞开了对骂，闹到最后，熊大人只好走人。
接替熊廷弼的，是袁应泰。
在历史中，袁应泰是个评价很高的人物，为官廉洁，为人清正，为政精明，只有一个缺点，不会打仗。
这就没戏了。
他到任后，觉得熊廷弼很严厉，很不近人情，城外有那么多饥民（主要是蒙古人），为什么不放进来呢？就算不能打仗，站在城楼上充数也不错嘛。
于是他打开城门，放人入城，亲自招降。
一个月后，努尔哈赤率兵进攻，沈阳守将贺世贤拼死抵抗，关键时刻，之前招安的蒙古饥民开始大肆破坏，攻击守军，里应外合之下，沈阳陷落。贺世贤战死，七万守军全军覆没。
这一天，是天启元年（1621）三月十二日。
袁应泰没有时间后悔，因为他只多活了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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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陷沈阳后，后金军队立刻整队，赶往下一个目标——辽阳。
当年，辽阳的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沈阳，是辽东地区的经济、文化、军事中心，也是辽东的首府。此地历经整修，壕沟围绕，防守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