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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历史小说创作，还选择了如此一个令学者与作家皆感畏难的复杂时代、高难度的题材？
孙皓晖：没有这样一个题材，也许我永远不会想到从事历史小说的创作。春秋战国秦，是我们民族的文明圣地，这个时代是我们民族的原生文明时代，也就是我们民族文明的传承基因形成的时代。可是，对于如此一个时代，我们的研究专家很少，研究成果也很少。表现包括春秋战国在内的帝国文明史的历史小说极少，全景式开掘的，更没有一部。这至少说明了一个事实：我们的人文研究，我们的文学艺术，对我们民族文明史的开掘与认识，还远远不够自觉。
我们的历史太悠久。用戴高乐的话说，中国是一个比历史还要悠久的国家。面对如此悠久的历史，我们在民族文明传承中出现的混乱太多。多到我们已经无法在文明根基问题上达成共识，多到纷纭如瞎子摸象的争吵程度。在世界民族发展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我们这个民族这样，至今还在文明根基上莫衷一是。西方（欧美）社会很清楚，希腊罗马文明是自己的根基。非洲大民族很清楚，埃及古文明是自己的根基。中东大民族很清楚，巴比伦、拜占庭文明是自己的根基。但是我们，在纪事上很清楚，在文明历史的审视上却很不自觉。这种不自觉，看似不关大局，实际却关乎我们民族的生命状态，关乎我们生存方式的抉择，关乎我们竞争方式的抉择。
邓本章：这种忧思，促使你提笔转向？
孙皓晖：在思索民族文明、思索民族的存在方式上，我不是第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而只是其中一个。一个人必须喊出自己的声音。相同的声音多了，就成了“流”，文明的主轴也许就会渐渐清晰。
邓本章：应该有个轴心，是吗？
孙皓晖：对。这个轴心，就是强势生存精神。强势生存，是我们这个民族原生文明时代的生命状态。这种强势精神，见诸实际政策的理念，是求变图存，是变法图强。没有如此一种精神，我们就会衰落。我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秦孝公商鞅时代为困境所逼迫的求变图存，奠定民生根基；更应当是秦始皇在强势崛起时代的求变不息，再造辉煌文明。循着这个思路，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应该如何清理审视我们的文明史，如何在文明海洋里确定我们的根基传承，应该很清楚。
邓本章：如此说法，容易让人觉得是主题先行，这可是时下文学潮流最不屑提及的写作老路了。你不怕受到批评嘲笑？
孙皓晖：我以为，要开掘历史的文明与文明的历史，最正统的历史主义与现实主义，应该是最合适的。我的写作，我称为历史现实主义。
邓本章：历史现实主义，怎么讲？
孙皓晖：以现实主义的立场审视历史，以历史主义的立场观照现实。一切历史，都是当代人的历史。一切现实，都是历史人的现实。作者若能窥视其中的发展轨迹，应该是历史文学创作的一种境界。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水乳交融
邓本章：如此一部大书，此前积累一定很辛苦。
孙皓晖：爱因斯坦说，爱好的驱使远远大于责任感的动力。不管一个人如何自觉，没有对某个领域的酷爱，一定是坚持不了的。我少时很喜欢先秦寓言故事，后来，随着先秦诸子进入我的阅读领域，便对那个时代高山仰止了。进入大学，有一段做经济法制史的研究，对春秋战国秦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作用，真正有了理性的认识。我发现在中国人的普遍观念里，对有秦时代的曲解是惊人的。我一直以为，文学艺术对社会普遍观念乃至民族精神的影响，大于理论说明。
邓本章：《大秦帝国》这套书共５０４万字，可谓鸿篇巨制了。第一次写这样一个大部头，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你是怎么进入创作状态的？
孙皓晖：从历史小说形式来说，最费周折的是寻找探索语言风格。也就是“语感”。尤其是，书中人物都是中国文明史的巨星，他们如何说话，才能充分表现那个大论战时代的深邃犀利与千古不朽的文华风采，还要让当代人读来有历史韵味，当真让人颇难落笔。反复探索，我感到最满意的基调，还是他们自己的原典作品所表现的本色风格：节奏鲜明，朴实简约，夯锤落地般的力度，以及那个时代惯用的句式、谈话说辞极为丰沛的思想文化含量。
邓本章：《大秦帝国》中的人物、事件大体是不能变的，创作历史小说，必须搜集大量的典籍史料；但作为小说，又必须要有极强的历史想象力。你如何处理这里的史实与想象的关系？
孙皓晖：《大秦帝国》没有虚构一个重大事件，所有的事件都是有据可查的，所有有姓名记载的人物，所有著名言论，都是真实的。结局与事件的进展，也都是有据可查或被地下发掘证实了的。我多次对朋友们说起，写历史小说，尤其是隔代较远的历史小说，如同福尔摩斯破案，史料给了我们事件的结局、人物的归宿与某些言论、线索，作者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学力、人生积累、想象力以及破解能力，合理推测出血肉丰满的活历史。当然，谁也不能排除虚构，否则不是文学。
其实，历史逻辑与艺术逻辑，在本质上是不冲突的。只要对特定时代的历史神韵有了基本把握，历史逻辑的推进所激发出的丰富多彩，与艺术逻辑几乎是如出一辙的，完全不用费力去虚构什么。
进入时代人物的灵魂，才能理解一个时代
邓本章：《大秦帝国》中你最满意的人物是谁？
孙皓晖：人物形象是文学作品的灵魂，要表现一个时代，首先得深刻理解那个时代。我想，一个能被那个时代深深感动的人，应当便是最能理解并表现那个时代的人。漫长的写作过程中，那些已经很熟悉的人物与事件，总是不断地反复地冲击着我，感动着我，使我保持着长久旺盛的创作*。１９９４年春节大雪临窗，我蜗居在小小书屋正写到商鞅之死，情不自禁地站到窗前，望着漫天飞雪泪如泉涌……商鞅这个人，在中国文明史的坐标上，堪称与秦始皇并驾齐驱。他在４５岁的英年之期惨遭分尸，是中国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最震撼人心的大悲剧。面对如此一尊被流俗攻讦与恶言诽谤掩埋了的泰山北斗，当你拨开尘封，展现了他的万丈光华，但有良知，如何能够无动于衷？
邓本章：这部书的第五部有１００万字出头，若再加上第四部中的少年嬴政与未曾亲政的青年秦王，《大秦帝国》中将秦始皇从生写到死，而且都是正面实写，前后足有１３０余万字。你如此看重秦始皇？
孙皓晖：是的。始皇帝所以令人感慨唏嘘，既有其无与伦比的文明功业与极富魅力的人格感召力，也有历史烟尘对其极大的变形扭曲。始皇帝终其一生，迸发着十足的建设精神，事事石破天惊而无一不恪尽全功，仅此一点，后世任何一个皇帝谁堪与之比肩？始皇帝终其一生，都在辛勤劳碌，其奋发有为，远非“宵衣旰食”四字所能形容。将始皇帝一生的大政作为排列下来，后世任何一个皇帝都不可能完成。如此一个震古烁今的政治领袖，将进步文明普及于整个华夏世界，后世不思其功，唯加其罪，对如此一个被扭曲变形为残暴恶魔的历史巨人，我以为，无论用多少文字去发掘，去表现，都不过分。我们民族的第一座文明铜像，应该是商鞅秦始皇双子巨星并列，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对此，我毫不动摇。
邓本章：的确，这是我们文明史上的一个大问题。有读者说，读《大秦帝国》很有劲，作品激情澎湃，５００多万字，一直是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最后两部非但没衰减，还更见力道。难得！写历史小说最重要的是要有激情，它不是指人的感情冲动，而是指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精神因素，一种情感冲击。能否用一句话来概括《大秦帝国》表达的精神状态？
孙皓晖：还是那句话，族群的生命状态，人的生命状态。《大秦帝国》所展现的时代精神，是强势奋争，永不堕落，昂扬向上，自强不息。即或是英雄大悲剧，也有着大争碰撞时代特有的绚烂光华，与其后时代的人物悲剧，有着很大的内涵差别。譬如同是超级名将的白起与韩信，韩信悲剧弥漫着浓郁的宫廷阴暗与压抑沉重，使人扼腕叹息。而战神白起之悲剧，则是硬骨铮铮轰然倒塌的震撼，是砥柱人物被大潮呼啸吞没的惊心动魄。如果没有如此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