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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只有嬴政自己最清楚。
第十章 偏安亡齐 三、匪鸡则鸣
商旅车队抵达临淄时，经多见广的顿弱惊讶了。
临淄城外的绿茫茫原野上，帐篷点点炊烟飘浮，恍若阴山草原搬到了东海之滨。一片片帐篷营地间的条条小道上，连绵不断地出现了一辆辆车一坨坨人，汇聚到天下闻名的临淄官道上，汪洋蠕动着涌向了遥遥在望的雄峻城郭。这条素来通畅无阻的宽阔的林荫大道，蓦然变成了人牛马的河流，人皆举步维艰，只有随波逐流。商旅车马则根本无法上道，只好纷纷在道下田野寻机穿插，或寻觅营地，或抢夺入城时机，于是乎烟尘漫天人声喧嚷，炎炎烈日下红霾笼罩天地。
虽然，顿弱已经清楚地知道这是五国贵族的大逃亡，然一朝亲眼目睹，仍不免心头怦怦乱跳。目下，秦国整顿新地尚且乏力，秦国派往各灭亡国的官吏尚难以有效整饬民治，秦军主力又分布在各个战场，少量镇抚守军对无数隘口关津根本无法控制。各灭亡之国的老世族们便趁此时机，大举逃向最后的齐国。这些老世族多有封地与支脉，封地民众也依着千百年传统追随其封主逃亡，动辄数百数千，大族人马更是数以万计，再加上粮草财货谋生家什，其声势之大可想而知。顿弱最熟悉燕齐两国，听过无数燕齐人士有关当年燕军破齐时齐国民众大逃亡的种种故事，然与今日情形相比，当年的齐民众大逃亡直是河伯之遇海神了。
“甚嚣，且尘上矣！”
站在城外一座山头遥望的顿弱，油然想起了这句春秋老话。
顿弱的车队马队一直在城外驻扎了三日，才得以在夜半时分获准入城。令顿弱惊讶的是，这等时刻齐国竟然还能冷静地盘剥搜刮逃亡者，甚或连商旅也一齐裹挟着盘剥搜刮。顿弱的这支秦商人马入城，被暗示着强收了一百金。齐国以“防间”为由，对所有请入城者均实施官吏勘问与财货搜查，统谓之勘查防间。这种勘查煞有介事地分为三步。其一，凡请入城而接受勘查者，每人须得先交十金为“请”。后世话语，便是申请金。其二，确定能否进入临淄的依据是财富多寡。财货总值在五千金以上者方可入城，否则一律派往指定郡县，为此，便要全部搜检财货，包括清点车马。其三，若获准人城，则入城者得将财货之半数缴纳于临淄官库。其四，凡获准入城者，一主人只能带十个依附人口，无论家人仆人都包括在内，若欲增加依附人口，则一口缴纳一百金。凡此等等折腾搜刮，进城速度便慢得不能再慢，能入临淄者一日至多百余人而已，且只能是拥有充裕财货的老世族嫡系。追随封主逃亡而来的附庸庶民与世族支脉，则只能在城外郊野露宿等候。
进城后，顿弱看到了齐国丞相后胜专门颁下的《临淄防间令》，不禁大感滑稽，很是大笑了一阵。后胜之令云：“齐自管仲富国，临淄向为天下康乐大都。非财货殷实，无以安居也；非勤勉之士，不得乐业也。故，凡人齐国，得以财货之多寡为衡平。举凡财力不足以在临淄立足者，得一律迁入郡县拓荒。”
商社总事禀报说，齐国如此处置流民，业已使齐国大生乱象。庶民与世族支脉惶惶不安，纷纷要重回故地。逃亡的世族领主则唯恐失去根基，更是愤怒之极，终日哄哄然聚集到临淄王城前呼天抢地。齐王建与丞相后胜，则全然不予理睬，只派临淄守在外虚与周旋。逃亡世族忍无可忍，对齐国的愤怨越积越深，很可能在酝酿更大图谋。种种折冲往来反复，整个临淄整个齐国，已经乱哄哄热腾腾不亦乐乎没了章法。
顿弱进入临淄城，住进了秦国商社。
邦交人马以商旅之身进入他国，这在秦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自秦惠王东出以来，秦国邦交有四个分支：一是执掌使节往来的行人署，二是执掌边地归化部族与相邻部族方国的属邦署，三是执掌秘密刺探的黑冰台，四是以商旅名义驻扎各国都城的商社。因为商社之为邦交，只是由实际是官身的相关头领实施，而并不妨碍商社的统合民间商旅之功能，实际是官民兼具，邦交四分支便有“官三民一”之说。在秦王嬴政之前，这四支人马通常分作两个系列分领：行人署与属邦署，归属丞相府政务；黑冰台与各国商社，则分别归属该时期主掌纵横大计的重臣掌管，若张仪范雎等名相，则四者一统。自秦王嬴政筹划一统天下开始，任顿弱、姚贾为上卿专一执掌邦交，四分支则统由两人执掌。灭燕前后，顿弱执邦交之牛耳。后因顿弱在赵国被郭开折磨濒死，养息数年，姚贾便成了主领山东邦交的大臣。此次姚贾奉命坐镇楚国民治，顿弱又病愈复出，故邦交四分支又归属了顿弱执掌。
列位看官须知，战国列强铁血大争，无所不用其极。此间，每个国家都将“用间”作为邦交周旋的一个重要方面。甚或可以说，战国之世的邦交活动与间谍战完全一体化。所以，战国邦交之实质，是一种间战邦交。所谓远交近攻，这个“交”字，其实际含义是间战邦交，其本质依然是战，是服务于战争的破交战。合纵连横之所以惊心动魄，之所以波谲云诡，其实质正在于间战邦交的全方位性。
至少，这种间战邦交的实际内容有四个方面：其一，使节以说服对方国君权臣为轴心的上层斡旋，此为“说客”邦交，是官方邦交的正面体现；其二，以重金、流言为主要手段，分化敌方阵营；其三，以名士大臣与技能异士进入一国，说动该国实施某种自我削弱的政策，此谓“间臣”也，典型如韩国派出赫赫水家大师郑国实施疲秦计；其四，以高明剑士为刺客实施秘密暗杀，剪除最危险最直接而又无法分化的敌对人物，典型如荆轲刺秦。凡此等等屡见不鲜，绝非秦国独有。虽然，我们已经无法确切地知道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专司“间战”的机构名称了，然从史料所载的事实足以看出，那时的“间战”之激烈，与所有方面一样，都达到了中国历史的最高峰。然则，战国间战与后世之阴谋政治决然不同。其根本之点在于：春秋战国之间战不对内政，而只对外交；而后世之阴谋政治，则将秘密力量使用于刺探监控臣下与政敌。也就是说，春秋战国之间战，只作为国家手段对外使用，而不是国家内部的干政力量；而后世王朝之阴谋政治恰恰相反，将秘密力量作为对内的政治手段使用。
《孙子兵法？用间篇》云：“非圣智莫能用间，非仁义莫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可见，春秋战国之世，间战之利用，只在于战争与邦交两方面，目标极为纯正，因而被视为“圣智上智”者的高端战场，实在不带有后世的阴谋底色。以秦国而论，将秘密间战作为邦交方略，也是其来有自，并非自秦王嬴政开始。张仪以间战邦交分化六国合纵而成名于天下，范雎以间战邦交在长平大战使赵国换将而大获成功，堪称秦国间战邦交的经典战例。秦王嬴政时期，尉缭子与李斯先后明确提出，以间战邦交作为削弱分化六国之有效手段的总体性方略。尉缭子云：“……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李斯提出的间战方略则更有了具体步骤：“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良将随其后。”这里，李斯将间战邦交与兵争浑然一体，呈现出步步进逼摧毁敌国的三个环节：重金收买——利剑刺杀——大军随后。也就是说，以间战邦交弱化敌国，以精锐大军摧毁敌国，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战略。
此次顿弱人马以商旅之身进入临淄，是秦国间战邦交的又一谋划。
秦王嬴政与李斯顿弱会商，君臣三人一致认为，齐国君臣孱弱已久，若外施压而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