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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说！我倒想有个家了可家里不要我了，我被赶出家门了。”他似笑非笑，“现在我无家可归了。”
“怎么了？老头子看你不顺眼了？你那种好吃懒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家伙，迟早都会有这一天，我早就料到了，活该！”我有点幸灾乐祸地说。
“我不开玩笑！我辞职了！上个月底办的手续，没跟家里商量。”他神情异常严肃，我这才相信他的话，那小子真的有那种豪气。他那当翻砂工的老子绝对干得出赶他出家门这事，这点我知道。
“你疯啦？为什么？这么多的哥们都指望你来提拔呢？你呀你？”我气得抓住他双肩使轻摇，“到底为什么？”
“也不为什么，就是看不惯，一副副阿Q的嘴脸，却要摆出一副贵族的神情，我受不了！解放才多少年？改革开放才多少年？中国哪里去找他妈的贵族呀？国家居然要把这种人养起来！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想干，整天胡侃瞎吹，不谋事光谋人……”他气咻咻地骂道。
“那你现在在干什么呢？”我着急地问。
“社会活动家。先调查一下市场再说。赵卫彪和贾卫东都停薪留职了，革命不彻底！没种！他们合伙开了家火锅店，明天正式开张，今晚上招待哥们，我是专门来通知你的。”他说。
“赵卫彪不教书啦？贾特派也不搞统战了？你们都疯啦！”我惊呼。这两人都是我高中同班同学，公认的一对才子。赵卫彪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所离城几百里，不通电、吃水靠人背，九月份就下雪的高海拔山区。我去过那里，那里的山民以土豆、玉米为主食，高山气候使每个人脸上都有一块类似藏民的，妙不可言的“高原红”。我去之前赵卫彪让我带点大米，带支猎枪，我的新鲜感仅仅维持了三天。他的学校在一处野山旮旯深处，夜晚我和他几次在睡梦中被门外流连的狼和野猪惊醒，那种饥饿中的嗥叫让我毛骨悚然，我的那支小口径猎枪对他们而言无异于搔痒挠子。第五天就下山返城了。贾特派叫贾卫东，据说大学一年级就秘密入了党，但他自己一直否认自己是中共党员，毕业后被组织派到一民主党派搞联络工作，整天和一帮六七十岁的知识精英、社会贤达混在一起。我们都叫他“贾特派”、“间谍”或者“特务”。去年他和赵卫彪联名发表了两本诗集《我的出生是个事故》、《不要污染我的眼睛》，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轰动，稿费挣了好几千。没想到两个家伙又合伙开火锅店了。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看来我真成别里科夫了。
王文革趁我不备，把《厚黑学》一下扔到床底下就拉着我出了门。
夜幕中的虹红灯交相闪烁，把不大不小的蒙城掩映在一片扑朔迷离的光茫中，显得极富诱惑力和现代感，刻意炮制出虚伪的繁荣。近年来，红色夏利的士多起来，满街招徕生意，但更多的是脚蹬式人力三轮车——多如蝗虫的，无孔不入的黄色三轮车。大街小巷到处都是“骆驼祥子”在奔跑，堪称蒙城一景。我们属于只能坐“祥子号”的消费者。王文革做了个标准的打的手势，吆喝一声“祥子！”瞬间便有几辆刹在面前。我们经过十字路口，钟鼓楼，转弯到了建设路口，然后步行沿凤凰山斜坡向上走，路过一家杂货店时，我和王文革各买了一串鞭炮。不久，王文革指着一处格外明亮的灯箱和满天星说：“你看，就在那里。”我抬头拿眼一望，远远地就看见灯箱上写着“闲人火锅厅”。
我们有些纳闷地走过去，瞬间有一股浓重的火锅味窜入我的鼻腔，立即鼻腔发痒，舌苔沁出了浓厚的绵长的唾液。我们好奇地走过去，看见近二十平方米的门面里排列着四张火锅桌，三面墙上装着镜子，使空间似乎更宽敞更明亮。另一面墙上是一副玻璃晶体画，画面上是碧绿金黄的蔬菜瓜果，褐色的鲜肉鲜鱼，并有一瓶欲倒不倒的洋酒瓶，瓶子形状怪诞，瓶口有腥红的、粘稠感极强的细流向下注入几只高脚杯中的一只，令人馋涎欲滴食欲顿生。屋顶是一片浓浓的绿叶，点缀着许多葡萄、黄瓜、西红柿、香蕉之类的东西，虽然所有东西都是塑料制品，其逼真性仍令人觉得置身于乡村果园或森林。餐厅装饰得很别致，很有情调，但并不豪华，墙角有一部彩电，厅中空无一人，只听得厅后厨房中乒乓作响，我和王文革循声而入，见贾卫东一人正在煎火锅底料。诱人的味道就是从这里飘散出来的。
“嗬，公家人来了！”他抬头看了我们一眼，继续忙他的活，他正在往火锅里加佐料，他又笑我，“日子得意不？现在是科长还是主任？妇（副）科病好了没有？”
“妇科病都没有混上，乡排级，不好意思，老样子，吃了上顿愁下顿。”我给他发“圣火”烟，他瞥了一眼，一把将烟扔到窗外，毫不掩饰地嘲笑：“我就知道你过得潦草得很。来来来，还是抽我的吧。”
我接过一包“红塔山”，有些面红，我怕他再奚落我忙把语题岔开：“其余的人呢？”
“马上就到马上就到。”他又指着壁厨中的一只佐料瓶对我说：“快帮我把那瓶子拿过来一下。”
我拿过佐料瓶，见里面是胡椒面，记得他刚才已经放了胡椒粒子就提醒他：“你刚才已经放了胡椒，怎么还要放呀？”
“胡椒！这是什么你知道吗？”贾卫东朝屋外瞅了一眼，一边诡秘地说，一边揭开盖子朝锅里撒了一把，又谨慎地将瓶子藏在僻静处。瞬间，一种强烈的妙不可言的味道升腾起来，我刹时有一种半醉半醒飘飘欲仙的感觉，觉得唾液和鼻涕就要流出来。蒙城中许多火锅店都有这种味儿。
“是罂栗壳！”王文革惊叫，“你小子够黑的！”
“别嚷嚷！”贾卫东忙制止，忽而又释然地说，“其实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了，有几家不是这样？”
“这是变相贩毒，要犯法的。”我紧张地说。
“你不懂。罂栗果实才是毒，壳子毒性很小，不会害人的，它还是一味中药哩，只是让人们对火锅越来越着迷而已。”贾卫东解释，“不过这东西也是禁止使用的，使用过量也会中毒上瘾的，只是禁不住而已。客人喜欢嘛！”
“哪里来的这玩意？”我惊喜地问。
“送货上门，中药店也有，一般开不出来太多。”他说，“有时风声紧了或者缺货了就放头痛粉，头痛粉里也有少许鸦片”。
“你小子还挺内行的，说谁教唆的？”王文革说。
“我几个亲戚都是开火锅厅的。”贾卫东一边说一边将煎好的火锅料往一个大盆子里舀。
我们三人七手八脚地摆好油碟、筷子、盐和味精，点燃微火，先泡了两三杯茶一边喝一边等其余的人来。大约十多分钟后赵卫彪领着一伙人鱼贯而入，接着是不拿刀的强盗——律师叶小林，他在蒙城律师界小有名气，第三个是我们原来班上的班花舒怡，她在一所中学里教音乐课，最后一个是不拿枪的警察——城市纠察陈光伟，他穿着几不像的乌黑制服，乍一看以为汪精卫的部队到了。在蒙城，穿这种制服的人权利很大，从市容到交通到环卫到治安，鸡毛蒜皮，无所不管，被广大市民戏称为“黑猫警长”。大家一进门就嘻嘻哈哈地寒暄，气氛活跃起来。赵卫彪对贾卫东说：“白成富没找到，听他老爹讲他到省城出差了。”
“你怎么不教书了？太不负责了。”我把赵卫彪拉过一旁问。其余人等各就各位。
“没法活了，逼良为娼呀。”他悲壮地说，“我教书的那个地方，你也去过，鬼都找不到，我去年的工资现在都没发，民办教师就更惨了，本来工资低得可怜，农活耽搁了，又拖儿带母的，还有拖两三年的，惨哪！我们的校长饿得象只猴子似的，却还在大会上说反腐败要从学校抓起，从娃娃抓起，邪乎不？腐败！我们那儿压根就没有这个词！我终于明白全社会为什么就只有教师的工资会被拖欠，农民被打白条。军饷去试试，干部的薪水去试试？我对校长说，你们没钱给我，我自己去挣钱总可以吧。加之其他人都起哄，要搞勤工俭学，按时兑现工资，否则要罢课。反正学生跑得差不多了，教师过剩了，我就出来了，反正迟早得下山，三年也不算短，对得起国家了。”
“连最重义轻利，视金钱为粪土的诗人都下海了，悲剧呀！”我一边给他加味精蒜泥一边感叹，他帮我加芝麻油和盐巴。那个自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