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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您要应聘什么职位？”漂亮的小姐问。
“中英文秘书。”我边说边把资料递上去。
“你以前是局长秘书，师范院校毕业的，怎么不教书呢？”她边看边问。
“噢，是这样的。”我说，“我毕业时被一所成人高校选中，要破格接收我到该校任教，——因为我的文凭只能做中学教师。我是说，怎么说呢？我学得还不错。但教委坚持不放我，硬要我到一个没电灯、没自来水、讨不到老婆的偏僻山村教中学。我有教高校的水平，为什么非得去教中学呢？人才浪费嘛。现在农村都把城市包围了，我又为什么要下乡呢？我一气之下就改行了，由于专业不对口，我就停薪留职了。”我一口气讲完，她就象听天书一样给搞糊涂了。“会使用电脑吗？”她又问。
“会使用四通电脑打字。小姐请看，我的中英文个人简历，求职信都是我自己打印的。”“是不是用五笔字型？”
“对。就是王永民发明的那种五笔字型。”我补充说。
“每分钟能打多少字？”
“没试过。”
“来深圳多久了？”
“刚来一个星期。”
“你以前是局长秘书，平时干些什么？”
“为领导起草报告、计划、发言稿，整理文件，找资料等，把领导想说、想写、又无暇顾及的找出来写出来，然后署上领导的名字，再让领导去说。”我字斟句酌地说。
“内地机关秘书和深圳企业的秘书不同的啦，这里的秘书还要求成为老板经营管理、市场预测和营销策划的助手，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恐怕不行。”
“小姐的意思就是我不行了。”
“不，我们要考虑的是每个应聘者的综合素质。你的条件还是不错的，但最好的不一定是最合适的，我们要找的是最合适的那个。如果你是最合适的，我们会及时通知你的。”她彬彬有礼地解释。
她刚说完，就有自以为条件是最合适的人马上凑进来递上自己的资料。我刚退出来就感到肩上被人拍了一下，回头一看是个和我年纪相仿的男生，他对我说：“师兄，刚来的？”
“是的，怎么啦？”
“我叫邓刚，华南大学中文系毕业。你过来一下。”他把我拉到一旁说，“你应聘要注意技巧，我刚才一直在听你说，象你那样应聘希望永远不会太大。”
我赶紧感激地道谢：“谢谢师兄提醒，我这初来乍到什么也不知道，还望您指点迷津。”“你不能太老实，问你来深圳多久了，是想了解你是否熟悉深圳的环境，千万不要说刚来，他们根本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来的；问你在深圳干过些什么，是想了解你是否有外资企业的工作经验，千万不要说没干过，胡诌一个，这里外资企业多如牛毛，人员流动又快又多，谁也记不起曾聘过哪个职员，他们也绝不会去调查；问你是否会讲广东话，就说听得懂一些，日常句子会讲几句，你现在马上要学会几句简单的广东话。应聘也是门学问。深圳这地方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真本事需要，但更需要手段。真本事求发展，而手段却是求生存，需要使出全身的解数才可能有你的立锥之地。何况我们都是文科生，文科生在这里找工作更难，机会更少，所以更要注意手段。”他说完我赶紧道谢。
“你一定来深圳时间不短了？”我又问。
“一年多了，什么都干过了，秘书、文员、管理、业务员、酒楼领班……”“怎么现在又要换工作了？”
“深圳这地方，一两个月换一次工作的人多的是，满意就干，不满意就走，谁也不碍着谁。老板没有几个是好的，他们内心有一种施舍者的优越感，而且被施舍者还必须有油水可榨！万恶的资本家！这里并不是久留之地，混混还是有些好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真实的，虚假的都有很多好处。”他老练地说。
这时，随着工作人员一声吆喝：“下班啦！关门啦！”人群躁动起来，有的人在抓紧最后几分钟拍卖自己，大多数人都被往楼下赶。我和邓刚在门口分了手。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你文凭不高，可以去买一个，才二三百元一个，一些名片行有卖的，全是名牌大学。”
火辣辣的太阳令许多没有带伞的人望而生畏，在大厅的空调处拼命地吸收冷气，连几个重庆人都在大骂，这鬼地方，这鬼天气，比重庆还难受！我在稍凉的地板上坐了十几分钟，喝了一杯冰镇荔枝汁，猛吸了一阵冷气，然后鼓足勇气，一个箭步射出去，刹那间觉得宛如一只飞蛾扑进烈火中，一眨眼就被熔化，我一阵目眩，头立即膨胀，感觉转眼之间身体发生了状态的变化，由固体化为液体又化为气体，直冲脑顶又逸向天空。
我恹恹地走到华强南路和深南路交叉口，这个以前的人才市场此刻仍聚集着大批露天应聘者。这里有一片树荫，是洽谈的地方。许多人买了盒饭坐在地上吃起来，我花去八元，买了一种有一只鸡腿的盒饭，又到上步储蓄所旁的杂货店买了杯冰镇可口可乐，提起一个矮塑料凳，靠着墙根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鸡腿太难吃了，爵着口感如木屑。吃完以后点起一支烟，伸展开双腿，迷着眼睛养神，一派疲惫不堪状。忽然有一个人影凑过来，我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手里也提着个小方凳。
“有火吗？师兄？”他一边坐下来一边递给我一支深圳人很少抽的“红双喜”香烟。深圳人通抽“三五”、“万宝路”等外烟。
“哥们，什么地方来的？”拿出打火机，一边点燃我们的烟一边问他。
“陕西宝鸡。兄弟什么地方人？”
“离宝鸡不远，四川蒙城。”
“蒙城？我知道，进四川的一个大站，我经过几次，挺不错的。”
“不错，说它穷山恶水恰如其分，说它是一座封建堡垒并不为过。”我说。
“宝鸡也差不多，所以我也来了。”他说。
“穷山恶水出刁民嘛。”我笑道。
“以前在内地干哪行？”他又问我。
“城堡中的城堡，机关小公务员，跑腿打杂混政府的饭吃。我是停薪留职出来的。你呢？”我说了又反问他。
“那我就更是个刁民了，你还停薪留职，心中还有组织有纪律嘛。我是开溜跑出来的，什么手续也没有办。”他说。
我望着这个并不健壮的北方小伙子问：“为什么？你不怕被单位开除吗？你以前在哪个单位上班？”
“我是宝鸡一家国营机械厂的技术员，西部大学毕业，但没有拿到毕业证。”他说。
“为什么？”我感到奇怪了。
“学潮时栽了。我一时冲动跑到北京，还好没有正式逮捕我，但学校无论如何不给我发毕业证了，只补发了肄业证书。”他说。
“我有个同学，当时也在北京，去时还带着女朋友，回来只受了个处分，毕业时悄悄给撤销了。”
“那肯定是认罪态度好。”他说。
“两口子一个是学马列的，一个是学历史的，懂得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感召力，认罪态度好。写的认罪书长达3万字，成了校方惩前毙后，治病救人的反面教材，据说八九年后每年新生入学时都要学他俩合写的这篇忏悔书。”我想反正没事可做，不如和他抡圆了聊聊。
“可能尽是些痛定思痛的话。”他乐了。
“岂止痛定思痛，简直是脱胎换骨，洗新革面，泪水化作倾盆雨了。两口子引经据典，广征博引，分析总结出党在从陈独秀到王明到张国焘到高岗到林彪到赵紫阳的各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就是：一小撮人的分裂冒险及其失败。而一些觉悟不高的人受了蒙蔽，听不出党中央出现了第二种声音，往往成为他们的政治牺牲品。他们最高明的地方就是极力证明自己属于受了蒙蔽的那一部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好心人办了糊涂事，强调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并热情地颂扬了党和政府母亲般博大胸怀和宽容政策。别人都把你比作母亲了，你还忍心对他下手吗？其实那家伙在高中时就对社会不满，出言不逊，口口声声要和公家平起平坐。我看你呀，可能是太憨厚了。”我说。
“还是你们学文科的脑子灵活，我那四年没看什么社科书，整天就是学机械，把头都学得呆头呆脑的，一时转不过弯来，其实只要当时返校后认罪态度好，什么事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