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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场居然没汽油！没听说过。”
“撒谎都撒不来！”
“No oil ？That's incredible！（没油？不可思议！）”
“有莫搞错！”
但骂归骂，我们不得不又下飞机，乘公共汽车回到候机楼，然后上楼。在候机厅不少人责问机场工作人员延飞原因。有人说要在国外我们有权要求赔偿，我在一旁起哄咱中国也有这权力。那些工作人员笑嘻嘻地解释说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并透露说前几天有一架飞机冲出了跑道，毁坏了一座小楼，这等于承认是出了机械故障，又有人提到了前天的空难，于是人们不再骂了。有个香港女人当场退了票。
我由电视新闻联系到邻座的孝套联系到刚才证实的机械故障，在候机厅里诚惶诚恐。幸好有两台彩电，我便强制自己转移注意力。不久通知我们说有一顿免费晚餐款待顾客。这时，吃再一次在国人面前发挥了威力。果然，一听是白吃，乘客们气焰顿消，转悲为喜，奔走相告，潮水般涌向大餐厅。人们凭机票领了餐券，在大餐厅领到了盒饭和一瓶易拉罐饮料。我为了看“新闻联播”，草草应付后便到候机厅。看到报道的中国经济大好西方萧条中国稳定世界动荡，我的心中感到真高兴。特别是我最不放心的农业问题也有了转机。一条报道说，农民今年交夏粮不再象以往那样打白条，一年的血汗钱全部兑现。给人的感觉好象不打白条反而不正常，是开了恩，农民应该感激不尽。一个老实巴交一望无牙的庄稼老汉一边数着自己手里的一叠钞票，一边感激地说还是党和政府好，还是社会主义好。
盛夏的黄昏是美妙绝伦的，停机坪上银灰色的机身在夕阳的余辉中被蒙上一层稀薄的霞光，象镀上了一层闪亮的，近乎熔化的金子。八点左右，在暮色苍茫之中，飞机在巨大的轰鸣中，随着我的心跳起飞了。飞机迅速地大幅度上升，从而让我体会了短暂的失重状态。我从窗口俯视这个庞大的都市被一团烟雾所笼罩，但仍可以看见那些高大建筑物的模糊轮廓和细密的流动的灯火，不久便是成都平原整齐有致的稻田阡陌，交错有序的农舍道路依稀呈现出来。蓦然间我惊奇地发现了一副立体风景，在飞机的西方，是一片金黄闪耀的天空，向四周由强而弱地射出万道如剑之出鞘般的霞光，东方一片苍茫朦胧，而机身下面的云海却被黑暗所吞噬。这时我已经忘了一切不祥的念头。
不久空姐开始分批给我们分发各种稀奇古怪的精致食品，饮料和纪念品——一个时髦的横拴腰间类似皮带的黑色皮包。餐后我要了几本画报翻阅。我们渐次飞越贵阳、桂林上空。在迷迷糊糊之中被播音员和空姐叫醒，飞机即将到达深圳。我一看手表已近十点十分了，我推开机窗盖子向下俯视，不久，前方出现了巨大的一片灯火，飞机开始盘旋下降。旅客开始兴奋起来。深圳简直成了不夜城，空气透明度极好，在无边无际的灯火海洋中，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鳞次栉比，四通八达的公路上爬行着密密麻麻荧火虫般的各式汽车。约十分钟后，飞机稳稳地停在深圳宝安机场。
十七
我一跨出机舱门，就有一股从未感受过的热浪向我袭来，我差点昏厥过去。通过一条连接着舱门的圆柱型的富丽堂皇的空中通道，进入一个凉气袭人的宽敞的大厅，等了一会，传动带送出了行李包。当我推着行李包向外走时，却没有发现卫超，我又四处找了一转，还是没有，我开始惶恐起来，立即去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操乡音的人，我这才有一种安全感。他告诉我卫超在下午5点就到机场去了，结果机场说本次航班无限时延迟，他一直等到9点才回去，现在又到汽车亭去等我去了。他让我自己乘中巴到上海宾馆汽车站下车就可以见到阿超了，如果没见到就再往前走200米到华强南路招待所的第二层，招牌是“豪绅川粤大酒店。”
我走出大厅，一排中巴正在路边招徕顾客，那些广东仔正在用一种几乎听不懂的普通话嚷道：“深圳！深圳！到深圳！”我刚一踏上那辆已经点火启动的中巴，就飞快地向前驰去。沿途是高大的广告牌和连绵不断的厂房、车间，正灯火通明，发出阵阵轰鸣声。半小时左右，中巴停在南头边防检查站亭外，我取出边境证和身份证随人流鱼贯而入，那个武警把我和边境证、身份证上的照片狠狠地盯了几眼，仔细地对照一番，然后放我入关。入关后，又换乘中巴，直奔深圳市区。一路上灯火愈加辉煌，座座几十层的高楼大厦在夜幕中不断掠过。在上海宾馆站，车还没有停稳我就发现了卫超，几乎同时他也发现我了，我们一齐叫了对方的名字。卫超身材高大俊逸，一表人才。
“不好意思，没有接到你。机场没有通知飞机延时到何时，我明天还必须上班。”他一边接过我的行李包一边说。
“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让你白白等了近五个小时。第一次乘飞机就这样。”我抱歉地说。“我们还用得着说那些。阿非，我倒发现你变了。”卫超说。
“是不是陈奂生上城了，太老土了？”我问，“他妈你才到深圳两年就瞧不起老乡了。”
“不，不是那个意思。我发现你变老成了，以前总是先听到你的笑声后见到你的人。”他说。
“生活的艰辛嘛。”我笑笑。
我随卫超拐了个弯来到“豪绅大酒店”，这座十多层楼房中的第二层就是阿超上班的酒家。他告诉过我这里有五六个老乡。卫超两年前到这里，他以一个复员武警的国防身体被选中做了酒楼的保安部长。他把我领进去参观了一下豪华的酒楼，然后又下楼到街上，打了个的士到了不远处的住处。卫超告诉我他们住在赤尾村，离皇岗口岸和上步码头都很近，和香港新界仅一河之隔，在阳台上就可以看到新界半山腰的别墅。
我们走进了一片建筑物相对零乱，低矮的居民区，仿佛走进一处都市里的村庄。繁华和喧闹被平静代替，那些光秃秃灰扑扑的水泥墙上，贴满了那种不通过电视、报刊等现代传播媒介却又充斥中国每个角落，最家喻户晓的广告，专治那些让人面红心跳、难以启齿、裤裆之内、两腿之间的传染病。
我们走进一座崭新的六层楼洋房。卫超告诉我这座房子不过是当地一个农民修的，十年前不过花二三十万，现在一千万也买不走。每月仅酒楼就要付给他3万元房租，而酒楼只租了他的三四楼两层。这个昔日娶不上媳妇的穷光蛋娶了个漂亮的上海女子，买了辆奔驰轿车，整天吃喝玩乐，花天酒地。我虽早就听说这里的农民暴发了，听了这些还是瞪大了眼睛。
我们走上了楼时，有几个老乡过来。卫超一一介绍，阿蕾、阿波、阿华。
“我的好朋友，老同学李亚非。”卫超把我介绍给他们。
“亚洲的亚，非洲的非。”我笑着自我介绍，“这名字好记，叫我小李好了。”
“这里得叫你阿非，你以后就叫我阿超。”卫超说，“阿非这名字你不介意吧。”
“阿非？我成流氓阿飞了？阿非就阿非吧。”我笑笑。
阿波替我提行李，阿超整理床铺。这时我已经热得大汗淋漓透不过气来，我真怀疑如此高的气温中人居然能生存。阿超领我去冲凉，半夜三更的水竟也是温的。冲完后我又穿上T恤、短裤、拖鞋随阿超去吃饭，下楼经过二楼时他大叫一声：“杨排长，吃宵夜去。”里面就走出一个上身赤裸，趿着拖鞋的年轻人，他个子很高，瘦得可怕，露出排骨，一看见他就知道又该重视农业问题了，怪不得叫他排长。他操着浓重的重庆口音和我们打招呼，看见我很亲热。
宽敞的大排档坐满了人。阿超告诉我这里的人有吃宵夜的习惯，通常午夜以前是无法入睡的，而且从不睡午觉，精神特好。
“今天为你接风，吃几个广东菜如何？”卫超问我。
“随便，简单点的。”我说。
不一会，又来了几个女孩。有老乡陈蕾、黄姐和杨排长的女朋友，大家对我一见如故，谈笑自如。他们极其关切地问起一些家乡的情况，我于是把那些家乡人都不在意的事情，如哪条破街拆了房子，哪条水沟被填平，哪个老板或官员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