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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算到烈士陵园转一圈就回去。中小学时代，几乎每个清明节我们都要来祭扫这座陵园，除草培土、浇灌树木、宣誓演讲、聆听为解放蒙城而牺牲的上千名烈士的壮举。我是在这里戴上红领巾的。忽然，从最大的墓冢后面传来阵阵嘻笑声并升起袅袅青烟，我循声绕过去一看才是一伙人，他们蹲着围成一个圆圈，个个以手托腮呈大便状，个个吞云吐雾，一边开着下流不堪的玩笑。为首的又是王强，这个强横刁顽，粗鲁无礼，动辄寻衅滋事的家伙有个如雷灌耳的诨名——铁托！他是下属企业的修车工人，劳教释放人员，打架进局子就象看场电影一样随便。我正犹豫是否去惹他，他却先叫了我一声。
会开完了没有，他大大列列地问我。大概他心情好，声音不算粗鲁。
没，没有。糜局长正叫你呢。我赔笑说。
啥屁会开这么长？死了就死了嘛，反正中国人又多。要不是奔宴席老子才不来呢。他抱怨。
古副局长是个好人，他也不容易。我们还是去听听吧，受受教育嘛！我好言相劝。
这年头谁他妈离不开谁呀？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以后我就没有再伤心过。他骂起来。
我给他们每个人发了一支烟，又说了好多好话他们才骂骂列列站起来，一边狠命抖屁股上的黄泥土，一边懒洋洋地往回走。
向遗体告别时才有点开追悼会的意思，大分贝哭喊声和哀乐渲染了悲壮气氛。尤其是古副局长的爱人，那位川剧花旦演员非常表演化、情绪化的祭文几乎令我窒息。感情脆弱多愁善感的我至少悲痛了不下三十秒钟。我禁不住感喟，唉，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功名利禄，过眼烟云！但我不敢正视古副局长的脸，脑子里满是密密麻麻、浩若星辰的阿拉伯数字在飞舞迸击。我屏住呼吸，随人流疾步走过去溜出了会场。本来局里指派我陪家属等待尸体火化，倒不是担心错过宴席，我天生胆小又愧对死者，就推说头痛得历害，林主任关切地询问了我几句就放我走了。这几天我的确累坏了，这是有目共睹的。林主任让小苟接替我这个任务时，他脸色比死人还难看。
在下山的路上，人们都争先恐后地扯下孝套，有的家伙还嘻笑着将其扔下路边的山崖或挂在呼啸而过的树枝上取乐。王强带领他的烂兄烂弟肆无忌惮地唱起了纂改了歌词的一首囚歌，不堪入耳的《十不该》……
当车队鱼贯开进三星级蒙城宾馆，许多车还没停稳时，人们就立即化悲痛为力量，冒着骨折的危险，纷纷跳下车子，象我英勇的解放军攻占南京伪总统府一样潮水般冲向二楼宴会厅抢占位置，跑在后面的大叫前面同伴的名字为他占座位。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去，几十张席桌瞬间沦陷了。
这是自我参加工作以来最奢华的一次公费宴会。在灯火辉煌富贵袭人的宴会大厅中，几十张大圆桌子整齐排列，大厅中回荡着勾人食欲的香水味、酒醇味和迎宾曲，大功率中央空调调节气温，流泻出宜人的气流。身着红制服的服务员四处穿梭，宾客们则谈笑风生喜形于色，这一切都给人一种大陆也富起来了的感觉。席间混进了许多专来蹭饭吃的，身份不明的闲杂人员，也有本局职工家属和中午放学归来的子女和他们的同学，他们趁大家还没坐稳，便如狼似虎地享用起桌上丰盛的糖果瓜籽饮料菜肴，并不断地向服务员要酒要饮料添座位加筷子，大快朵颐，饕餮失态。我琢磨着大概是中国人几千年从来就没吃饱过，酒食总是让国人变得异常兴奋！在中国任何一种仪式最终都演化成了吃——连死人也不放过！吃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一切！王强那伙乌合之众竟化悲痛为海量——公然划起拳来！夹杂着歇斯底里的猜拳声和放浪形骸的笑，竟在敬酒和罚酒的争执中摔碎了几只盘子。嘈杂声完全淹没了家属代表的答谢讲话，古夫人在硕大的双红喜字前不知所云。我是老老实实和办公室的人在一起，我有胃病，腻油腥，吃得还算斯文，只是走的时候，我窥见老袁将剩下的两半包“红塔山”香烟飞快地装进了自己的口袋。而王强那厮则是在嚎啕大哭中被他的哥们抬出去的。
从此没有人再提起古副局长，他早已化为一缕青烟杳无踪迹。但他的故事的终结却是我的故事的开端，因为他死的不负责任不合潮流，将活着的人又扔回了冷战时代。所以我详细地记录了他的死。
二
两个月后，办公室突然出现了自我参加工作近两年来从未有过的你追我赶，积极主动，群策群力的工作热情。这和邓公南巡讲话公布无关，和应付检查团无关，和群众的批评监督无关，它和古副局长有关——他死了，林主任接替了他的位置。我提了近两年的开水瓶从此成了宠儿。为了争着擦洗玻璃、地板和办公桌我们争得翻了脸、动了粗。我整理报刊、分发文件的专利屡屡遭到侵犯。电话记录本也成了大家集体签名的好地方。每当人们坐到自己的桌前揭开茶杯盖子准备沏菜时，会惊喜地发现杯里会升腾起热乎乎的、浸人心脾的茗馨味儿……社会主义大家庭！再适当不过的词儿。
我们办公室共有七个人。除了两名小车司机外，笑咪咪的调研员老牛已经五十八岁了，要不是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常常派上用场，早就离岗休息了。他是个“老右派”，关于他的右派历史在我局早已传为佳话。我刚进单位就听说了：搞“阳谋”，搞“引蛇出洞”那年，二十出头血气方刚的老牛面对工作组的热情鼓励、千方引导甚至是苦苦哀求，搜肠刮肚绞尽脑汁后，终于斗胆地向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失误喷出了“毒汁”。他的高论是宝成铁路修糟了，把天府之国拉光了拉穷了。“山头主义”的罪名瞬间成立，那个右派名额就不由分说地划到了他头上。活该！——谁让他是当时唯一读过几天书却又无革命履历的知识分子呢。
老袁倒是有张函大文凭，年龄也才四十出头，又是党员，但他真是不幸之极——他自己也曾开玩笑说，他父母造他时打了个短平快，遗传没到位，结果落得个先天性佝偻病。他头大鸡胸、两腿弯曲、腹部膨大、比侏儒略高，背上凸起一个神秘的巨大的包，严重的罗圈腿使他走路时走一步就要侧一下身子，如话剧中烈士大义凛然上刑场，而且他的嘴角也因为面瘫而斜歪着，一讲话就把斜度拉得更大，令听者忍俊不禁。用这张嘴去读文件、讲政策，既使组织上不介意，也只怕群众会闹情绪。
瑶姐刚从山药县的一个生产婴儿奶嘴和尿布的街道小厂调来不久。年轻、爱打扮，按山药县的标准还算漂亮。她时常用山药嗓子哼着流行歌曲，常常进舞厅。她尤其爱走模特儿步子，于是成了文娱积极分子，不知啥时又成了不经认命的公关小姐，大家都叫她瑶小姐或瑶姐，只可惜她看问题和常人角度不同，她认为美国的首都是纽约，梅兰芳的丈夫是赵丹，她把“别墅”叫“别野”还把“粤语”说成“俄语”等等。
只有三十来岁的小苟志在必得的样子，上传下达最积极。据说他一参加工作就在函授什么行管、企管、文秘之类的文凭，可一直没有听到毕业的消息，也不好问他。
至于我呢，尽管我毕业于一所稀饭（师范）院校英语系，可毕竟是当时局机关唯一从正规院校毕业的非自费、非函授、非委培、非电大、非夜大的大学生，在这个文凭满天飞的社会，我这个统招生还是被认为具有一定真才实学的，自我感觉也是卓尔不群的。这就象当时俄罗斯商场货柜上的土豆一样炙手可热行情看涨。大家常常在谈笑间羞涩地相互恭维谦让一番，竟归根结底地管我叫主任！我感情丰富意志脆弱，免不了有些轻飘飘的感觉，就更加天马行空，我行我素起来。我发誓，这绝不是什么小人得志忘乎所以，我本性就是如此，何况我刚跨入社会不久。直到有一天，局党委书记兼局长糜局长召我个别谈话后才惊出一身冷汗。
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