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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宴会，说公宴是搞腐败，这也太片面了嘛，既然国宴都有必要，那么省宴市宴就不重要了吗？我们的局宴科宴就不重要了吗？只要是为了革命工作，该喝的不喝也不对，该醉的不醉就更不对了嘛！……社会主义不是贫穷嘛！广大外国朋友憋足了劲到中国来，干嘛，不就是冲着吃来的呀？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总不能让别人喝白开水吃白菜梆子嘛！咱们是美食大国嘛！……”
我意犹未尽，还想深入下去，猛然发现林副局长轻轻地咳嗽了几声，并用眼睛制止我，老牛也用桌下的脚后跟碰了我几下，我这才发现糜局长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笑，笑得饶有兴趣含义不明。我赶紧结束了讲话，心里顿时忐忑不安起来，这才意识到刚才的鸿篇滔论是不是有些出格了，更是上了瑶姐的当，你看她就笑得与众不同，不明就里。
几名中层干部乱七八糟地讲了一通之后，林副局长宣布：经局领导班子研究并一致通过，决定从即日起成立反腐倡廉自查自纠领导小组，由糜局长亲自挂帅任组长，林副局长和长住北戴河的陈副局长任副组长，组成人员为老袁、老牛、小李和保卫干事老赖，小苟和瑶姐担任联络员，最后林副局长总结了几句，糜局长就宣布散会了。
第二天林副局长召我到她的办公室提醒了我，让我以后注意讲话的场合、讲话的方式和讲话的影响。我确实感到很委屈很难受，自从离开校园之后，我就再没有做过如此痛快淋漓、自然流畅、发自肺腑的即席演讲了。天地良心，我绝对没有一丁点哗众取宠风头主义的不良动机。
就是在这次会议以后，小苟抢去了我每天早上给两位局长打开水的专利权。“我是联络员嘛，顺便把开水送去。”小苟如是说后就不容分说地提走了水瓶。不久，又被正式认命为“局座衙门走廊和官邸后院之间行走”，享受副科级待遇。老实说，尽管我每天把沉甸甸的开水瓶送进带空调的局长办公室，所受到的爱理不理的待遇使我所剩不多的自尊心蒙受一次次伤害，尽管这也是一个小公务员的应尽之责，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苟解脱了我，我还是对小苟产生了一种无法言语的怨恨。
我极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心理已经变态，我愈加卑微愈加萎琐愈加奴性十足，镜中的我早已非我，早已难以展示一个健全人的表情，但鲁迅先生安慰我，盖中国人分两类，一类是做奴隶做稳了的，一类是想做奴隶而做不成的，非此即彼，概莫能外。由此可见我对小苟的怨恨是后一类人对前一类人的怨恨。在这个上帝已死，领袖已去，人皆非人，人兽莫辨，黑白颠倒，物欲横流，用麻木掩饰一切的世界上，在这个连牛都逼疯、连人都可以被克隆的世纪末，比较而言，名缰利索，患得患失，期期艾艾，婆婆妈妈，玩世不恭，愤世嫉俗，庸人自扰，营养不良，热衷于低级趣味的我尚属正常。我没有理由不蝇营狗苟下去。做人嘛！混嘛！
五
在一个心灰意冷的下午，我趁办公事之机从单位溜出去，心事重重地走在灰色的大街上。我记得当时我一是因为美国拖欠联合国十六亿美元会费而操心，一是因为糜局长早上没理我而烦恼。
我在路边烟摊买了包烟，点燃一支叼在嘴上信步闲逛，眼睛看到什么什么就特别令我心烦，即使是迎面款款娉娉走来一位蒙城小靓妹，引起旁人的骚动，我也绝不迎合她愈傲愈媚的目光。我在想我的心事。不知不觉地走到建设路，远远看见“闲人火锅店”，眼睛一亮，径直走过去。渐渐地，一股包含着浓烈罂栗味的热风扑鼻而来，我在一个趔趄中连续打了几个痛快淋漓渐次亢奋的喷嚏，唾液、鼻涕和眼泪一齐涌出来，脸上被弄得一蹋糊涂。
“嗬，赵卫彪，快来看哪！那个死不下海的公家人来了。”我刚一踏进门就成了贾卫东的笑料。他正在招待两桌客人，看来生意不错。
“不欢迎我，我走了！”我有些难堪转身欲走。
“别走，别走，开个玩笑。”他又冲里面叫赵卫彪。
赵卫彪从厨房里走出来，手里端着一盘毛肚一盘鸡翅，一边给客人上菜一边拿我开漱：“我就知道你的嘴又馋了，我说你这个公家人当得也太惨了，一不官二不倒三不吃四不捞脸不厚心不黑上不去下不来饿不死吃不饱，比我们校长还瘦，怎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你一点也没体会出来？还在研究《厚黑学》没有？转化成生产力了没有？”他又把我介绍给那个赤裸上身，戴深度眼镜的家伙，“认识不，他就是火鸟，现在正在写一篇狗屁文章，叫什么论厚黑学在现实条件下的转化！”
在座的两桌客人明显的是一伙放肆的乌合之众，听了这话都嘿嘿嘿地看着我笑，那个赤裸上身、戴深度眼镜的鸟男人一手搂一个似鸡非鸡的妖冶俗媚的女人，摇摇晃晃地来到我面前，对我厌恶的目光熟视无睹，满嘴酒气地对我说：“兄弟，你，你就是火鸟呀？怎么，不玩深沉啦？斗志消退啦？退火啦？别，别，别这样看着我，我文化比你高，比你还深沉！没，没用！”他又指了指酒瓶和那两个女人放浪地说：“就这两样管用，一样管嘴，一样管我小弟弟，哪里可以闲着，就这两样不能。”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野夫”，常常在报上和康德一起散步和尼采一起喝酒的哲学白痴、自由撰稿人兼饥饿的艺术家，不过在我看来他最大的进步要算暂时终止了手淫的恶习。
他说完下流地指指他的下身裆部，那伙鸟男女都淫荡地狂笑，我笑红到耳根，忙胡说：“我今天不是来解馋的，我是特地来告诉你们，我也要下海了。”
“怎么，你舍得单位上那根骨头？”赵卫彪问。
“你要是真下海，今天我们倒可以免费让你解解馋，你活得也真不容易啊。”贾卫东笑道。
“笑话！你们以为我真穷得只有啃骨头的命了？哥们今天我豁出去了，我请客！”我一把掏出昨天刚发的工资壹百贰拾三元肆角伍分正，啪的一声摔在桌子上。
“嗬，噍，要照顾我们的生意了，”赵卫彪说，“别，别急，考虑好了，一个月的工资一顿就吃光，你舍得吗？我们可不逼你做大款。”
“我们的宗旨之一是公家的闲钱也欢迎。你要请哪些？外边有个邮亭，里边有公共电话，现在还没下班，”贾卫东说着，怀疑地看着我，又塞给我一个电话号码簿，“爱请谁随你的便。”
“小瞧人！”我一咬牙就出了门，赵卫彪追出来说：“你请一下白成富。”
“请他？请他干嘛”我问。
“现在的白成富不是以前的白成富了。我们这帮哥们要想办成点事，没他的帮忙什么也干不成，呆会你就知道了。”赵卫彪说。
白成富？那厮几乎要被我遗忘了，上高中时那厮坐在最后一个角落，成绩一〖HTK〗蹋〖HT〗
糊涂。那厮之所以能进全市的重点中学，完全是因为他老头子为学校解决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紧俏物质钢材和水泥，我们当时都叫他“钢材生”或“水泥生”。尽管我们换的新教室就是他老头子批的钢材和水泥修起来的，并且换新教室的确使我们免遭危楼随时带给我们的威胁，但我们还是对这个特殊人物保持了不可逾越的隔阂，因为他破坏了当时尚在推崇的公平竞争规则，他没有资格成为我们中的一员，这是当时我们班上的一个普遍而执拗的态度。尽管那厮平时木讷，呆若木鸡，但还算识趣，独来独往，据说因作弊连高中毕业证都没拿到，新换的校长是个正统刻板，以苛刻严谨著名的数学老师，并不买他老头子的帐。正是那两年，“克来顿大学”在中国大地犹如电杆和公厕墙上的那些令人心惊肉跳的广告一样铺天盖地而来，一张比市重点高中耀眼得多的大专文凭，对于白成富的老头子而言，就象上厕所时随手撕下一张公用便笺一样唾手可得。当我们还在补习班煎熬时就收到寄自克来顿大学的明信片，上面尽是些哀我不幸，怒我不争，为我平添几分羞，骂我笨鸟催我先溜的句子，气得我们几个当时就拿那厮没办法。我们进稀饭大学才一年他就毕业了。那厮先分配到他老头子权力下的一家国有企业，刚让别人把两三万元的学费一报销就立即调到市里一个权力显赫的机关摇身一变成了国家干部身份！又躲过了几次机构精简，四平八稳地坐在那里等待提拔。那厮平时养尊处优，不大屑于和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