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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怎样被展示在博物馆会堂里。我躺在一个巨大的黑漆棺材中，棺材上刻着传说中的动物和原主人的名字，他肯定会晃着驱逐令将我赶出这个棺材。
唉，如今我已追悔莫及。要是当初认真为我的后事打算的话，我会要求佛教式的火化，一下子就消失了，免得被肉体束缚。
关于我骨灰的容器，没有单个骨灰盒是合适的。我会选择九个尺寸不同的精细盒子，都来自于我的“不朽者”商店。比如，一个曲线型的来自南宋的盒子，一个圆形的陶渊明用来收集菊花的盒子和我最喜欢的、故意定了很高价格以便卖不出去的、一个明朝黑色皮革的刷子盒。我以前常常将它打开，深吸一口里面的空气，并用我的脸去感受诗一般的气流。
九只精心选择的盒子，要按照我的遗嘱放在桌子上，排成三行三列，像掷三次清朝硬币一样——既随机又有含义。九个从社会精英里挑出的朋友，每人让他选择一只盛有我部分骨灰的盒子。
按照我的要求，他们要把我带到一个可爱的地方——可不是什么壁炉台或者史丹威钢琴上——然后撒掉骨灰，但是把盒子留做纪念。九只盒子在博物馆里，随着岁月流逝，其价值会越来越高，人们会记住我“不断增值”。
啊哈，他们读到这样的遗嘱一定会捧腹大笑的。因此，我那骨灰的处理过程就会轻松愉快，我就不用躺在那开着盖的棺材里被人看了。
但是所有人，包括我自己，都在等着看这出好戏呢。
我这短暂一生里，不同阶段的朋友、熟人、陌生人们，一个接一个站在棺材前说“再见”。许多人都很好奇地看殡仪人员是如何掩盖死人的伤口的。“哦天哪！”我听见他们互相大声嘀咕。
看见他们如此古怪地摆布初登死亡舞台的我，我自己也吓了一跳：他们用一块银光闪闪的围巾做了个大大的蝴蝶结围在我受伤的脖子上。就像是包着铝箔的、将要被放进烤箱里的火鸡。
更有甚者是楚塞拉·本尼，追悼会上最最悲伤的司仪，也是全场哭得最厉害的人。
挂在追悼会上的照片，是三年前我们去不丹探险时拍的。
照片上的我又强壮又快乐，但发型实在是差劲——三天没有热水洗头了，头发油腻地打着绺儿，额头还有道深深的压痕，那是太阳帽压出来的痕迹。
喜玛拉雅山——谁知道在那里旅行会这么热？谁知道本尼偏偏会把这张照片，作为一个女人生前“最美丽”的形象挂在追悼会上？谁又会知道那个傻乎乎的殡仪小姐，会给我做个一模一样的发型出来，皮肤涂得像Brokpa姑娘一样黑。现在人们记忆中的我已完全走样了，像个缩水起皱的芒果。
观看自己的葬礼（3）
我并不期望大家说：“噢，我记得璧璧，她很漂亮。”没这意思，我在少女时代就清楚什么是美。我知道自己的缺点，我身材小，腿也不长，像匹蒙古小野马；手和脚硬得像没被读过的书；鼻子太长；脸型太尖。每一点都是勉勉强强，那是我妈妈家族的遗传，先天不足，永远都补救不了。
我不计较我的长相，小时候更不在乎，但我长到青春期时，才知道女人的魅力是如此重要。我把本就很浓的眉毛画得更深，骨节突出的手指戴上戒指，把乱糟糟的头发染成各种颜色，编成大辫子梳在背后。我用突兀的颜色修饰自己，刀剑般铿锵有力，又搭配着细腻的纹理。我戴着项坠和大勋章。我的鞋是自己设计的，圣达菲的一个制皮工人做的。
“你见过传统波斯拖鞋那样把鞋尖卷起来吧？”我提示那些对我的鞋盯了很久的人们，“你们想想波斯人为什么那样做？”
“为了表示他们是上等人。”
“让他们的脚指着天？”
“为了藏卷起来的短剑。”
我终于骄傲地回答了：“答案可没那么吸引人。他们王宫里铺着地毯的大厅很长，翘起来的鞋尖能把长裙子的下沿抬起来，好让他们拜见国王时，避免踩到自己的裙子而跌倒。知道了吧，那只是为了实用。”
每当我讲到这个，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他们看到我时就会说：“我记得你，你是穿怪鞋的那个。”
追悼会上，馆长泽兹说我有一种“绝对值得纪念的、像赛克勒（Sackler）收藏品中最好的肖像一样有象征性”的风格。虽然有点儿夸张，但那是衷心的话。在我已故的心里，我确切地感受到不安。
此时，我可以感到其他人的痛苦，我亦同样悲伤——但是很奇怪，我又很高兴。
我没有儿女，没有可爱的女儿或亲爱的儿子来承受失去妈妈的痛苦。但突然间这种悲喜蒸发了，我陷入更深的思索中。
在我的整个生命里，没有人完全爱过我。我曾认为史蒂芬·希弗深爱过我——对，史蒂芬·希弗，那位有争议的著名人物。这是太久以前的事了，在粉皮肤的众议员宣称他的画“猥亵并且非美国”之前。
想知道我的意见？诚实地讲，我认为史蒂芬的《选择的自由》系列作品太过考究和死板。其中一幅油画，画的是美国国旗盖着些东西：带有USDA（美国农业部）邮戳的死牲口、安乐死的狗和电脑显示器——总之，是一堆一堆的过剩产品，表示不道德的浪费。
史蒂芬本人从没想过要表达这些，是第一修正案成员组等组织，从作品中看到了意味深长的含义：美国人如何需要丑陋的震撼，来认识自身的责任。后来史蒂芬·希弗的作品被批判时，第一修正案成员组等组织都站出来为他辩护。
其后几年，混乱变成了全球变暖和核武器威胁，他的名头也就这样来了。甚至教堂和学校都出现了他作品的海报和明信片，大都市的画廊还在旅游景点兜售他的限量版丝绢画，一起卖的还有Dali？、Neiman和Kinkade的作品。
我本该为生命中有这样一个男子而感到骄傲。社交上我们是典型的二重唱。至于闺房之乐，我承认我们有过无数个狂野之夜。但我不能放弃我的工作来做他的陪衬。他经常做有酬讲座，参加纽约理事会的年会，或者光临豪华上流场所，甚至每晚几家。我们在一起时，喜欢互相取笑。但我们不温柔，对冲动时说的话从不后悔。
时光逝去，鲜花枯萎，万物难免渐渐衰落。没有争吵或讨论，我们开始忽视对方。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保持着朋友关系——参加聚会时仍假装亲吻脸颊。因此，我们没有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我们防止闲话还是相当有成效的。
史蒂芬现在深受年龄和瘫痪的困扰，我得知此事很难过。朋友说他签了Gicle？e古画复制合同，出自他手笔的画，在eBay网上起价24。99美元，不用预订，这个价格还包含了画框。如我所说，真的很悲哀。
我有其他稳定的男性伴侣，我对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定程度的喜欢，但又不算刻骨铭心。当然有许多失望，也有为了某种激情，而将睡袍撕碎这样的插曲。这睡袍可比那男人贵多了。
但现在扪心自问：自己有没有过真爱呢？是否有人获取了我的心，而不仅仅是我的情？
说实话，我的爱一无所有。
这是我的错，大概是因为我的本性吧。我不能让自己成为那种漫不经心的人。爱情不就是失去理智吗？你不在乎人们怎么想，你看不见所爱人的缺点——小气、疏忽、偶尔的卑劣脾气。你不嫌弃他的社会地位、教育程度、经济上、道德上低于你。
如果是最后一点——道德上没良心，我认为那是最糟的。
我总在乎这些，我总是对“不理想”的事情很谨慎。我关注离婚率：能得到持久婚姻的机会有多大？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十？我所认识的女人的心好像都被伤透了，就像循环利用的罐头盒一样被压扁。
据我观察，当爱情的麻木渐渐消失时，总会有剧烈的伤痛随之而来。你并非一定要嫁给一个错误的男人，找不到合适的，一定要嫁吗？
看看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不动产托管人薇拉·亨迪克斯。她是个极聪明的女子，拥有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是几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