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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才气急败坏不顾上下级地捶了陈赓一拳，“大将同志，一个少将已经把我压死了，您再给我两座山，三座大山压我身上，我翻得了身吗？”
“怎么，觉得自己不配？”
成才重重地点头，他是真的觉得自己不配，尤其是跟那些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相比，“人家都参加过长征，要不就打过游击，我呢，47年才回部队。”
“怎么，做地下工作就不是干革命，就不能授衔，人家李克农部长就是上将！毛主席早就说过，一个情报人员的作用比一支军队还要大！你31年入的党，对吧？我和袁朗是你的介绍人，到今年也二十四年党龄了！再说了，你当过二野特种兵纵队的参谋长，志愿军铁道兵的参谋长，现在是我们哈军工的教务长，少将里难得的技术人才，你不当这个少将，谁当？你小子，想让衔？！你想让人家苏联人看不起咱们，认为咱们解放军将军全都是只会骑马打仗的大老粗啊？让他们瞧瞧，咱们也有德国学过军工的少将！”
好在哈军工的院长是个大将，哈军工的底子是西南军区一所军校，许多军官更是陈赓从志愿军三兵团连锅端来的，成才肩上的这颗星在一堆全国各地网罗来的专家教授当中也没显得那么乍眼，除了他自己心惶恐，同事和同学都是尊敬并且钦佩这个革命经历相当丰富的专家型少将。
1955年，其实并不平静。
镇反运动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四月份，一个让成才震惊的消息传来，早年在上海曾经领导过他最高上级潘汉年，被定为内奸、反革命，曾经在上海和潘共过事的一大批地下工作者受到牵连，成为一个名为“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的成员。
五月，公安部有人来找成才谈话，说是要了解自己当年的单线领导人铁路的情况，谈话之中，成才才知道铁路因为潘汉年共过事的原因，正在被隔离审查。
因为长年在敌占区和国统区工作，成才没有经历过红军时期残酷的肃反运动，更没有体会过延安时期抢救运动的荒诞，回部队之后，偶有耳闻，但对这些事情大家从不多说，更不议论。
头一回碰到，被审查的对象竟然是自己信任和尊敬的老领导，成才只能强按住不解与不服，平静而耐心地无视调查人员的各种对铁路不利的暗示性提醒，实事求是地回忆自己与铁路共同工作的经历。
幸好，铁路在抗战开始之后就调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幸好，给潘汉年定罪的镇江事件是发生在抗战时期，幸好 ，铁路解放后就直接去北京公安部任职，和上海市公安局没有直接联系，所以，经过两个月的隔离审查之后，铁路官复原职。
尾声（中）
哈尔滨初夏的夜色真的很美，江边的落日在坠进水中的那一瞬，留给大地、河流和街道红金色的霞光，一抹一抹地涂在一栋栋苏式味道的建筑物上。
成才和袁朗面对面，坐在哈军工小操场的双杠上，一人占了一根杠子，腿却搭在对方的杠子上。
袁朗忍不住又一次认真地打量了一番成才，人过四十，他的徒弟英俊的面容除了比当年多了一些沉稳和沧桑之外，没有岁月刀刻斧削的痕迹，不象自己，眼梢耳鬓皆似水流年的伤痕了；只是，他熟悉的那对酒窝藏得深了，隐蔽了。
成才注意到了袁朗的目光，他有些腼腆地笑着，抬起眼帘，平静地迎接，安静地回应。一如早年在上海特科的联络点，袁朗专注的目光于他，从来都如烈焰召唤飞蛾，明知灼身却义无反顾，“今天晚上就在住我这儿吧？你那个女徒弟，我都安排好了，我系里正好有个女老师和牧星他们一起带学生到郊外拉练去了，明天才回来，小王就住她那儿吧；再说，你明天也能见见牧星。”
“八年了，离咱们上次见面都已经八年了！抗战也不过八年！没想到还能见到你···牧星，诶，还是别见了吧！”袁朗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沉默了一会儿，再开口，“二十三年了，我记忆里还是两岁多的样子。还是别见了，我不认得他，他也不认得我，他心里没有父亲的印象，我也没尽到父亲的责任。明天，你就远远地指给我看就行，就这样，挺好，就让他以为父母都牺牲了吧！”
袁朗头一回这样辞不达意，支离破碎的话语让成才心痛，他忍了忍眼角的湿润，伸手碰了一下袁朗，然后朝不远处灯光明亮歌声响起的小礼堂处努了努嘴，“师傅，你那个女徒弟挺活跃，刚来多长时间啊，跟我的部下打得火热了，一块跳交谊舞去了！”
“她跟牧星一样，在苏联长大的，比你这个从德国回来的要泼辣多了！”
“师傅，不带这样比的，你拿我跟一女孩比什么呀，她枪法比我还准？”
“那倒没有，你的枪法，那是残酷的环境练出来的。不过，锦秋的工作作风跟你一样狠，一样敏感，受过很职业的克格勃训练，比前几年毛人凤让我在台湾带的女学生强多了。”
袁朗看似不经意的几句话，成才却能听出来，他的师傅即便是已经回到大陆，回到公安部，但是他的工作性质恐怕仍然和过去一样，时刻与危险为伍，只是保密和纪律的约束，他没法问，他也不会说。
“师傅， 我觉得，你还是去见见牧星吧？你再干几年，也该退到二线了吧，过两年，我给牧星找一个好对象，你在就家抱抱孩子，晒晒太阳，写写回忆录，多好啊！”
“是好啊！你师傅快五十了，去年一回来，我就跟铁路说过，干这么多年特情，疲了，累了，干不动了，我去公安干部学校带带年青人算了！铁路这个老狐狸，不放我走，说你徒弟已经给公安干部学校找了好教官了，对了，就是你发展的那个齐桓，北平站还做过我手下呢，他现在是公安干部学校的培训负责人。死活又把我拉到他那儿，他那儿能消停吗，我怕要是活到老，干到老了。”
听到袁朗说起铁路，成才突然想起不久前公安部来人调查铁路的事，心里突然担心起来：袁朗在敌营那么多年，解放前和铁路、潘汉年有过组织关系，不知道这次受没受牵连？
“师傅，铁路，现在没事了吗？”
听到成才的问话，袁朗体谅地看了他一眼，淡淡地笑了一下，“结束审查了，过一阵就上班。差一点儿，如果他抗战期间要不是跟着八办到了重庆，还是留在上海的话，就说不清了。这回听说是周总理出面保的他。”
“潘···汉···年，在上海的时候，我听你说过他。你们撤走之后，上海地下党是他和陈云领导，这么多年了，怎么就会是内奸呢？怎么就成了特务了呢？要真是这样，那上海地下党不早就被日本人和军统端个底朝天了？我们，你和我，不等解放就没命了，国民党傻啊，还能给新中国留下这么多共党分子？”只有在袁朗的面前，成才才敢也才能不设防地倾诉自己这些天来的不解与不平。
“我一直受克公直接领导，和潘汉年那条线没有接触过，具体的情况我不了解。听说是因为抗战的时候和汪精卫那边有什么协议，中央不知道···唉···咱俩能理解，身在曹营，有时候，身不由已，你必须去做不得已的事情，比如，把枪口对准自己人，比如，和敌人委曲求全，但是，事过境迁，有些事情，你说不清，别人就更不可能理解，也不可能相信你···尤其是根据地出来的，自认为根红苗正的那些人···”
袁朗的话低低的，带着他特有的沙哑，听在成才的耳里，沉沉的，象是放进了水银，堵得他难受。
“师傅，这回，你没什么事吧？”
“我没事。你不是命大吗，做你师傅的人，命能赖吗？我一直是李部长直接领导的，放心，整不到我头上。嗨，审查几天，也不算什么！原来特科有几个同志，也是我一手带出来的，顾顺章叛变之后撤到江西苏区去了，去年我回来之后，特地跟老同志打听他们的下落，才听说，有两个小伙子，在肃反的时候被冤杀了。跟他们比，关几天，审查几天，幸运多了！”
礼堂里的乐声悠扬，《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曲调随风传过来，刚才谈话内容的严肃被风冲淡，弥漫在两个人之间的伤感被风稀释，袁朗歪着头，抱歉地冲他笑着，突然在双杠上做了一个漂亮的回旋动作，身体轻盈地坐在成才坐着的杠子上，坐稳，垂着双腿，侧着身子，清亮的眼睛含着笑意，轻轻拉起成才靠着自己的手，慢慢地捏在掌心，然后，缓慢却坚定地，
“成才，咱们认识多少年了？二十四年，没错，二十四年，下一代人都长成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