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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安全区委员会在我们中间人人皆知，我们十分高兴地获悉，拉贝先生已于昨天下午抵达了上海，他还是那么身体健康和精神饱满。他的夫人已在上海十分焦急地等了他很长时间，她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他肯定会受到他在上海的全体同胞的热烈欢迎！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国外组织中国分部的党部机关刊物（《东亚观察家》）1938年3月1日在上海给我的献词，内容如下：尤其是党员约翰·拉贝在南京的全身心投入工作值得给予最高的赞赏，他的战友、党员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和德国侨民爱德华·施佩林同样是如此。这3个男子汉甘愿冒着生命危险，自愿地献身于无法及时逃走的南京贫苦的和极端贫穷的居民。
不仅是在极端困难时得到过这3个男子汉帮助的中国人会感激他们，我们在中国的全体德国人也会由衷地钦佩他们。
签名：拉曼中国分部部长德国大使馆编号：5720/2550/38汉口，1938年3月22日致约翰·拉贝先生西门子洋行（中国）转交上海尊敬的拉贝先生：鉴于您在1937年11月～1938年2月义务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及后来的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席期间，冒着生命危险，以人道主义的精神所做出的富有成就的和勇于牺牲的工作，我向您表示我的赞赏。
此外，我也真诚地感谢您在这期间勇敢地为保护德国在南京的财产所做的个人努力。
您的行为给我们的祖国带来了荣誉。
请允许我通知您，为表彰您在南京的工作，我已请求外交部向德国红十字会建议授予您一枚奖章。
希特勒万岁！
签名：特劳特曼德国大使迪尔曼街20号柏林西门子城1938年5月20日致大使奥斯卡·特劳特曼博士现地址：汉口尊敬的特劳特曼先生：衷心感谢您3月22日的亲切来信。由于我正和我的夫人回乡休假，您的信直到今天才收到。
我同样谨向您对我在南京的工作的赞赏表示衷心感谢，它使我感到十分高兴。
特别是您建议的奖章（红十字功勋勋章）已在我到达这里时，很快由大区党部领导人、国务秘书伯勒先生亲自授予我。
这里所有对中国友好的朋友们都希望您——尊敬的特劳特曼先生能坚持在您特 别艰难的岗位上。您可以相信，这里的许许多多朋友正以极大的关切和祝愿注视着您辛劳的工作。祝您取得最终的成功。
我在这里作了多次关于我在南京经历的报告，其实到现在为止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例如西门子的经理们、远东协会和外交政策局。关于那边的情况，这些人士的确抱有怀疑的态度，我希望我的报告能一直传到决策人物那里，以便为消除这种怀疑尽我一点微薄之力。
请代向您的夫人问好。我和我夫人向您致以衷心的问候。
您永远忠实的签名：约翰·拉贝在中国生活30年后又回到了家1938年3月16日，我和妻子乘坐“孔特·比安卡·马诺”号回家。抵达香港时，已先期到达那里的江机长带着他19岁的妻子以及她的已在那里定居的全家人到码头 上来接我们。他以令人感动的方式接待了我们3天。德国侨民在香港的德国俱乐部为我举行了招待会，我在会上报告了我的部分经历。以法尔肯豪森夫人为首的几乎全体德国人都到船上来和我告别。
我们乘坐豪华的意大利轮船经过马尼拉和孟买，于1938年4月12日抵达热那亚。
4月13日我们在慕尼黑获悉，我们7年没有见面的奥托此时已作为士兵进驻奥地利了。
我们于4月15日到达柏林。国务秘书、大区党部领导人伯勒授予了我一枚红十字功勋勋章。在斯图加特我被授予国外德侨功勋银质奖章。中国政府授予我蓝白红绶带玉石勋章。5月2日我在柏林的西门子舒克尔特厂办公大楼电影院大厅作了报告，5月6日在外交政策局，5月12日在远东协会，5月19日在西门子城，5月25日在蒂尔皮茨河畔的国防部也分别作了报告。国防部的人其实只是对拍摄的影片感兴趣。
二月下旬日记（7）
我内心期盼大区党部领导人伯勒能带我去见元首，但这个希望没有实现，我便不假思索地在6月8日将我的报告①（见卷6/2《敌机飞临南京》）寄给了元首。然后发生了意料不到的事：几天以后我被盖世太保逮捕了。我连同我的6本日记被两名官员用汽车带走。到了警察总局（阿尔布雷希特街），我在那里被审讯了几个小时。后来，他们责成我要保持缄默以后，又恭敬地把我释放了。从此以后，不再允许我作报告，不准我出书，尤其是不许再放映约翰·马吉在南京拍摄的有关日本士兵暴行的影片。
他们取走了我的日记和影片。1938年10月我收回了日记，影片却被警方扣留了。与此同时，帝国经济部（我曾给该部寄去过我给元首的报告副本）通知我，说我的报告已被最高层阅过，但我们的外交政策不会改变。我对此的答复是：“我没有期待过这点。我曾经答应过中国政府将我在南京看到的和经历的向元首报告。这样我就完成了我的使命。”…………………………………………………………………………………① 报告全文如下：元首：我在中国的大多数朋友都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份完整的有关南京真实情况的报告面呈给您。
在此附上的是我所作报告的文稿，其目的不是为了公开发表，而是为了履行我对身在中国的朋友们许下的诺言，即向您通报南京的中国平民所遭受的苦难。
如果您能让我知晓，此份文稿已面呈给您，我的使命也就此完成。在此期间，我已被告知，不得再作此类报告以及展示相关的照片。我将谨遵此项规定，因为我并无意和德国的政策以及德国当局唱反调。
我保证坚定地追随并忠实于您。
签名：约翰·拉贝
……（本卷结束） ……
附录
（1）
约翰·拉贝其人 ＇德＇埃尔温·维克特约翰·拉贝1882年11月23日出生在德国汉堡。父亲是船长。拉贝早年丧父，因此初中毕业就离开了学校。他当了两年半的学徒，后来又在汉堡的一家出口商行当伙计，为时一年半。经老板的推荐，他前往非洲东南部的葡萄牙殖民地莫桑比克，在洛伦索马贵斯（译注：即现在的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的一家享有盛名的英国公司工作。在那里他学会了一口纯正的英语。1906年，他因染上疟疾，不得不离开非洲回国。但是1908年他又离开了德国，这一次他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旅程。1909年，他在北京和青年时的女友结为伉俪。他在中国生活了整整30年，其间只有一次短暂的中断。刚到北京时，他在一家汉堡的公司工作。1911年，他转到西门子代表处，地点仍然是北京。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在协约国的压力下于1917年对德国宣战，但是这段时间拉贝仍然留在北京。他很有策略地让中国官员相信，战争期间继续由他来经营西门子驻北京代表处不仅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中国的利益。
在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并非不可能。
但是在1919年，中国在英国的压力下，将拉贝和其他德国人遣返回国。当时在中国，人们是不希望看见来自德国的竞争对手的。仅仅过了一年，拉贝又上路了，他途经日本，回到了中国，为西门子驻北京代表处重振旗鼓，不过这一次他以一家名义上的中国公司作掩护开展业务，直至西门子洋行（中国）总部在上海获准正式开张。开始的时候他在北京和天津工作。从1931年起，他担任西门子驻南京办事处经理，那时南京已经是中国的首都了。1938年3月，西门子洋行将拉贝召回，把他调到西门子在柏林厂家的管理部门工作，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对他委以重任。拉贝65岁退休，两年后去世，那是1950年1月5日。
如果约翰·拉贝没有在半年的时间中，一边兼顾洋行的日常业务，一边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去拯救25万中国人，那么以上介绍的生平就是一个普通海外商人的生平，没有什么不同凡响，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之处。
南京市把约翰·拉贝先生看作是仁爱的典范，将他的墓碑安置在城市的一个纪念馆里。（译注：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997年5月，拉贝的墓碑由柏林运往这里）谁要是以为中国没有仁，那就大错特错了。
弟子樊迟问他的老师孔子：“何谓仁？”“爱人。”孔子答曰。
孔子哲学的道德伦理核心就是仁，因此他一再反复提及这个概念。就对人的要求而言，孔子所教导的，以及中国人民2500年来所领悟的，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约翰·拉贝是一个质朴的人，只要能做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他就已经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