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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把第51团剩余部队撤回来吧！孤军深入，无所依托，后勤补给困难，难有所作为啊！”有人说。
“清廷可恶，不知好歹，不来帮忙倒罢了，居然还阻挠、偷袭、围攻我人民军，第51团应该无所顾忌，在广州地区把清廷搞个鸡犬不宁，底朝天！”有人说。
“第51团战术失败，情报工作过于依赖广州军情站，情报传接过程关节过多，致使丧失诸多战机，保密工作时间拖冗太长，破绽百出，因此处处被动。”有人说。
“人民军派入的兵力太少，又没有炮兵部队，没有大规模歼敌的能力，我军应该再增派更多的部队进入广州地区，至少要一个师。”有人说。
林逸很难受地听着下面不同的人发表的意见，想说又不敢说，只能一一把他们所说的记录下来，归纳了一下，主要分成战略问题：应不应该派兵入粤帮助清廷；政策问题：能不能在清廷区开展群众活动，能不能大量打击清武装力量；战术问题：是游击战还是运动战；后勤与兵力问题：要不要继续增兵。
要说话时，没办法也得说，不然这会怎么开下去了？林逸苦瓜着脸，狠咽了一口气，说：“派兵入粤——抗击外国侵略者——这个战略毋庸置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自诩为华——夏人民的中坚力量，解放劳苦大众，追求人人——平等，富强中华民族是我们的——目标，现在民族危难之中，我等岂能坐视不管？”
“在清廷区所有的政策必须服从于抗击外国侵略者这一大业。我们是去抗击侵略的，不是去搞破坏，树敌人，结仇家的，因此，第51团只能依靠——群众，有困难要生存下去，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生存下去。”
“在敌强我弱的广州地区，第51团应该坚定不移地采取游击战，而不是运动战，这方面我有责任，没有在——战训时着重说明。”
“关于是否继续增兵的问题，由于清廷的不合作，甚至于阻挠，人民军在广州地区的部队后勤得不到保障，所以派入一个团的兵力已是人民军后勤的极限了，不宜再增兵。孟子曾说：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我们尽我们的一份力量，清廷置我们——的好意于千里之外，那也是自取其辱了。”
“我建议，根据第51团目前的情况，允许第51团适度休整，等到人民军的后勤物资及补增人员到达后，再行开展军事行动。参谋部在挑选增补人员时，尽量选择一些单兵作战好手，参谋部可以先在南宁军校搞一个短期培训班，按照军情部情报员的某些标准训练，以后这种训练出来的士兵就叫特种兵吧！特别注意阻击手的训练。”林逸还算是完整地讲完了自己的意见，那么长一段间，嗝气少了许多。
其它高级参谋，没有再发表不同的意见，必竟上升到民族问题高度上来说，人民军一个营的损失算什么？就是更大的损失人民军也得扛。
在此次会议上，林逸不经意的一个提议，人民军战斗序列中又多了一个兵种——特种兵，特种兵的战术称之为特种战，这些其实并不是林逸的无意之笔，而是其深思熟虑，谋划已久的想法。在进入广州地区作战的部队中，随同第51团出发的特种分队就是林逸尝试性的使用特种兵。
“看来，效果还不是很理想啊 ！必竟那只是一些做情报的特工，不同于野外作战的特种兵。”林逸叹息。
林逸早在考虑组建特种兵部队的同时，也在编写一本特种兵作战训练的教材——《暗战》。他本想借用后世一本《超限战》的书来编写的，可这本书他听说过，却一直没有机会阅读过。他只能根据自己以前看过的小说、电影、电视、杂志、及军事网站有关特种兵的资料来编写了。
“不求一步到位，只求抛砖引玉，让那些军事专家们去补充完善吧！”林逸感到所知还是太少了。
第七十四章 大沽炮战（一）
在中国南方鏖战正酣时，在北方，英法联合舰队也在加紧进攻当中。英法联军1853年7月初从台湾基隆港出发后，7月底一支英法联军分舰队占领山东的烟台，扼住了渤海湾的下额，另一支英法联军分舰队继续北上，准备占领辽东半岛的青泥洼（今大连）扼住渤海湾的上额。
华北危机，天津卫危机，北京危机，清政府当局惊恐万分，急令僧格林沁郡王火速回师救援。准备南下进剿江宁（今南京）太平军叛匪的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行驶在半路接到圣旨，心里想：“调来调去，精力全耗在路上了，还打什么战？” 尽管他满脸怨气，却也不敢有违圣意，率领十万蒙古精锐骑兵，掉转马头，浩浩荡荡返回京津地区。
道光皇帝驾崩时，僧格林沁为顾命大臣之一，他是蒙古族，博尔济吉特氏，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6月5日）出生在科尔沁左翼后旗哈日额格苏木百兴图嘎查普通台吉家庭。其父布和德力格尔，是吉尔嘎朗镇巴彦哈嘎屯人，家境贫寒。
道光五年七月（1825年），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旗第九代索特纳木多布斋郡王突然病逝，因索王无嗣，奉道光皇帝圣谕，科尔沁左翼后旗从索王近亲家族的青少年中选嗣。僧格林沁虽然只有十五岁，但科尔沁蒙古的优秀血统成全了这个英雄少年（《蒙古世系》记载：僧格林沁是元太祖成吉思汗二弟哈布图哈萨尔二十六代孙）。道光皇帝选中了他，使他成为索特纳木多布斋郡王的嗣子。而索王的妻子又是道光皇帝的女儿，论辈分僧格林沁为道光皇帝的外甥，深得皇帝的宠爱。
僧格林沁为人忠厚，保持了科尔沁人特有的忠诚、直爽、憨厚和热情奔放的个性。选嗣前僧格林沁曾在昌图文昌宫读过三年书，天资聪明、富有进取心。他在青壮年时期，在满、蒙八旗中任都统多年，虽贵为王爷，又是军队的高级将领，但由于出身寒门，懂得民间的疾苦，所以他愿意接近士兵关心属下，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将军，战斗越艰巨他越是亲临第一线督战，往往是身先士卒，对部下赏罚分明。同时，忠君的正统思想给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不惜对清王朝肝脑涂地死而后已。
道光皇帝死后，咸丰皇帝授其为御前大臣，值此多事之秋，正是要借重他的时候。返回京城的僧格林沁郡王被受命督办京城巡防，并署銮仪卫事。
他接管京畿地区防务后，亲率精锐的十万蒙古骑兵进驻天津卫，围绕大沽炮台构筑防御阵地，准备设置三层防线，一线是以北塘、大沽两点一线的入海口，炮台防御阵线；二线是以新河、营城、军粮城三点连线的三角地带的防御阵地；三线就是天津卫了，天津卫如果也失守了，那么北京城，就失去了大半。
早在明嘉靖年间，为了防止倭寇的扰掠，朝廷就开始在大沽口驻重兵、设铜炮，作为军事要冲的大沽口，从此正式设防。到了清嘉庆21年，也就是公元1816年，在海河河口的南北两岸各建造了一座圆形炮台，形成大沽口炮台最早的雏形。当年乾隆皇帝在巡视大沽口的时候，曾为当地海神庙御书写下了“东静安澜”的匾额，但他的夙愿却没能被他的后世子孙实现。公元1840年爆发的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彻底地把这位前朝皇帝对大沽炮台的寓意扔入了浩瀚的大海。英军舰队在珠江口受到林则徐顽强狙击后，直接北上威胁京津地区。大沽口炮台第一次遭受猛烈的炮战，隆隆的炮声把昏聩于紫禁城中的清廷皇帝和王公大臣惊醒，此后，清王朝吸起炮战的沉痛教训，开始加强在大沽口的军事防御，修筑土垒，增设大炮，在南岸置炮44门，北岸16门，至此大沽炮台初具规模。
大沽口炮台位于海河入海口南岸，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有“津门之屏”之称。僧格林沁郡王进驻天津卫后，全面整修大沽口炮台，增建大炮台至6座，除一石头缝炮台外，其余5座分别以“威”、“镇”、“海”、“门”、“高”五字命名，又增建小炮台至25座，构成一个庞大的防御体系。他还在塘沽的大沽口北岸防御要塞———大沽口北炮台（俗称“石头缝炮台”）悬挂一口巨大的铁钟（钟高80厘米，直径60厘米，上面刻有“海口大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乐危毅公祠”等字样。）以作战时示警。
作为“海门古塞”的大沽炮台，军事地位极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