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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现在是郁闷的不得了，我想他们原来的计划大概是，先是赵部举兵，引诱两广军队北上，然后陈军乘虚攻占广州，断两广军队后路，最后南北合击一举消灭南方的革命势力。他们的计划本身还算完美，执行的也十分出色，特别是暗杀廖仲恺、邓铿行动的成功使得南方一度陷入了指挥混乱之中。但是，英国人忘记了一点，那就是革命中的战争往往是充满变数和不可预测性的。赵陈的叛变造成了全国上下的一致声讨，就连吴佩孚和英国本身也不敢公开表示对叛军的政治支持。
当陈炯明进入广州后，他才发现，已经革命化了的广州城是不欢迎他这个可耻的叛徒的。警卫团士兵除了同叶挺一起突出城外的部分外，还有不明人数的士兵在市民的支持下坚持战斗，这使得广州城迟迟不能稳定，再加上他们得不到广州周边地区的支持，不明情况的陈军行动迟缓，没有迅速打击东部黄埔一带和南部顺德、番禺一带的督府军，给了汪精卫以调集援军的机会。另一个意外是，本以为两广军队南下后，还有五万多军队的赵恒剔将会轻易的取得湖南的胜利并南下会师广东的局面并没有出现。
由于湖南的广泛动员，湖南新军配合留守的湘军和白崇禧的一个旅以伤亡超过两万五千人的代价先是五月中上旬击败了叛军对长沙的进攻，接着在中下旬有击败了对叛军对湘潭和易家湾机场迂回进攻。特别是易加湾机场保卫战，双方的死伤超过接近一万五千人，这个比较简陋的机场是湖南在24年修建的一个战略通道，正是通过这个通道，同盟的军事援助源源通过空中运输进入湖南。而湘潭则是湖南钢铁厂的所在地，他的钢铁株洲兵工厂的必备原料。
湖南军队的防御作战为两广军队的集结平叛赢得了时间，对全局和危险的军事局势缺乏全面考虑得陈炯明在广州逐渐形成了作困之局，通过与皖系的谈判和密约，汪精卫解除了江西方面的担忧，调集了韶关和粤东军队，逐渐对陈部形成了合围之势，面对逆势陈炯明不愿主动放弃战略中的广州，而是进行防御作战，希冀赵军能够战胜湖南军队后南下后他会师。但是，湖南政府军的顽强抵抗使得他的愿望一次次落空，最后在督府军的总攻下被迫突围，主力部队所剩无几。
当然，当英国人还在为他们在西南本来唾手可得胜利懊恼不已的时候，一件突发事件点燃了英国在东方的灾难月30日，租界当局不顾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准备非法审讯被捕的工人和学生，同日，上海各校学生2000多人到租界内进行反帝宣传讲演，声援工人斗争，要求释放被捕的工人、学生等。不料，英巡捕又拘捕学生一百多名，关押在南京路的老闸捕房。上海各阶层群众数千人，赶到捕房周围，要求释放学生。捕捞双方爆发暴力冲突，当场打死10多人；打伤数十人，造成了五卅惨案。
英国人的行为令人纳闷，因为五四以后，各国都开始注意到了中国民间社会的力量。在我看来，至少英国高层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造成如此的血案，他们就是要显威风也不需如此的“野蛮”。当天夜晚，我通过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发表公开宣言，我指责了英国人的行为“丧失了文明人的最后一点矜持”，我想他们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不顾中国民众的意愿，必将为英国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带来灾难习性的影响”，我还在宣言中呼吁“一切与中国民众真诚友好的国家支持中国民众要求。”
我的广播激起了全国的反抗情绪和士气，据对后来人们回忆资料的整理，中国几乎所有能够得到消息的城市都不约而同的发生了各种规模不等的“团聚”活动，这预示着一场可能比五四风潮更加惊人的全国抗议运动即将发生。多年以来我努力创造和平环境，利用和平环境、采用各种手段发展各地的民主势力和组织的行为成果在这场运动中得到了检验月1日，北京外交部发表声明，对英国租界当局进行了强烈的抗议，指责这是“野蛮人的行为”。
同日，熊克武宣布中止同英国人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直到英国人满足中国的要求。”英国人几年来一直要求同康藏当局谈判，企图和平返回西藏，但是此次事件却使英国人的长期努力受到承重打击，因为双方的谈判已经接近完成了，无怪乎英国外交人员后来回忆说，“那个上海的愚蠢的领事的行为破坏了他几年的努力。”与此同时，全国发生了超过500万人的游行，抗议的浪潮一日之间席卷全国大地，由于大大超过人们的预想，国外舆论普遍惊呼这“石破天惊”的一举。
日，我受到群众运动的鼓舞，我再次约见各国领事，再次想他们发出警告，这一次看他们神情就知道他们再不会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由于五卅事件，本来中国针对日本的不满情绪竟然奇迹般的转移到了英国人头上，我真不知道是英国高层的发疯，还是上海英国租界当局的“妄为”。在我的求证中，英国领事支支吾吾，我知道他大概也不清楚真相，不过他想我保证，他将会尽快搞清真相。而美国领事则当场表示支持中国人要求联合调查的要求，并且十分愿意居中调停。
英国人的反应十分的迟钝，我在约见中，已经十分的含蓄的表示了，如果英国人不做出适当的是中国体面的让步，那么同盟很可能迫于形势对英国人做出经济抵抗，并且暗示这种抵抗很可能扩展到全国范围。当日约见之后，我还亲自登门拜访了日本领事，我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说动日本尽快抽身，一次只打击一个敌人，这是我的原则。对于此事，日本人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和英国站在一条线上，这样即使最后他胜利了也恢复出重大的代价，另一种就是乘机把中国的怒火引向英国，让英国人来背黑锅。
当然，如果可能后一种选择无疑是最有利的，但是如果中国关闭了同日本妥协的大门，那么日本人只能采取前一种策略，中外双方也这能在互相的敌对中，比拚谁更有耐力了，不过对于双方来说都会造成重大的损失。我在与日本领事的会见中，以五四风潮为例，没有必要为了上海滩上的一个企业行为使两国敌对，重演当年的惨剧。我像日本方面保证，只要日本人愿意，我愿意从中周旋，以最小的代价平息此次事件。
月3日，美国大使表示支持中国的联合调查要求，并对英国人的行为表示“不可理解”。但是，在各国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局势已经开始另一个方面发展。一方面，日益壮大的形形色色的维护国权组织此时又把收回权利的诉求同此次事件联系起来，其中有两个要求特别引人注目，一个是要求修改、甚至是废除领事裁判权，另一个是大部分的地方，特别是内地省份公开要求各省政府正式收回盐税权。另一方面，广东政府为了报复英国，开始发起了席卷广东和香港的罢工和抵抗行为。
第一百零二章 经济斗争
日本和英国在东方有着深刻的矛盾，但是这不代表他们不会在某些方面采取相同的立场，而他们立场某种程度上也取决于中国的态度。相较于英国，有着五四的教训的日本似乎更加明感一些，我之所以将英国推上前台，有两个对外战略目的，一个目的是，我要掩饰自己的目标。日本人对我扩军备战不可能没有一点警觉，但是我要尽最大的程度掩饰自己的真实目的和战略。另一个目的是麻痹日本人，在它以为我要对付它的时候，我却突然掉转了枪口，我想这种麻醉剂还是很有效的。
去年的日本的政党内阁确立后，政治倾向自由化的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成为首相。与此同时，加藤的连襟、三菱财阀岩崎弥之助的女婿币原喜重郎男爵出任外相，从此，被很多历史学家认为的将日本帝国带入死亡的“币原外交”主导了日本的对外政策。币原在华盛顿会议期间，曾经出任日本驻美公使，长期在美国的他认为日本的综合实力与美国相差甚远，因此不应该主动向美国挑起争端。基于这一点，他认为华盛顿会议对日本更有利，因为他约束了强大的西方强国利用势力继续损害日本的国际利益。
因此，币原主张维护条约体系，在条约体系的范围内以外交为主维护日本的国际利益线。币原还深感华盛顿会议以后，日本在外交上陷于孤立、中国民族主义高涨、反日运动迭起的尴尬的处境，他认为要改变这一不利局面，就必须改变外交形象。他在第49届议会上提出了新的对华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