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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抑郁之余，刘惟敬也不忘安排最后一个任务，将堵胤锡的“全才科举”、徐光启的“分科取士”、黄宗羲“推窗之论”引入北海一带进行的探索性实践。
“全才科举”和“分科取士”其实很简单，一个是需要士子拥有生活经验、社会实践、以及生存技巧之后，再去报考甲乙榜（无论甲榜进士，还是乙榜举人，统统是国家干部）。另一个是希望国家不以一才选官，技术型的官员，最好也可以荣登金榜。这两个选材理论，在国内科举影响根深蒂固的基础上，是不可能马上实施的。唯有选择一块新开垦的土地，进行试验。经过多年的考察之后，当国家普遍尝到了甜头，再推广到全国。因此这两个理论实现的唯一渠道，就是号召天下有志人士，都能够移民到北海来参加大考。
这点并不算障碍，天下能人多矣，尤其是承平近300年之后的中国，人才积累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老百姓受教育程度就会越来越普及，加上物质条件丰富的条件下，很容易造就越来越多的各类型人才。这些人才不能物尽其用，早晚成灾。
那么通过“全才科举”和“分科取士”，让这些无法通过正常渠道（科举）上位的青年学子，来到北海实现自己人生的理想，于国于民于己都非常有利。
国家做的试点很多了，山陕新制，就算一个经济特区。如今效果良好，当年流寇集中地，现在全天下最安稳的地界。这一切都源于钱谦益、洪承畴、孙传庭合作推出的“为民置产”。其中钱谦益是哗众取宠，洪承畴是沽名钓誉，唯有孙传庭才是死心塌地。山陕草民的幸福生活指数，已经是宇内最高。
其实张彝宪的“皇庄备田”，朱慈炯的“定陶工坊”都算是经济试点。但这些都趋于因地制宜，而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工程。
而“推窗之论”，则将从实际行动，上升为政治理论。
那么这个理论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推窗之论’表面上仅仅是一个民生指标，老百姓吃饱穿暖，拥有遮风挡雨的一小片棚屋。那仅仅是杜甫先生千古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开颜…所代表的朴素民生1。0版本。
但在解决温饱之后，人们还需要享受生活，感受生活，因此，郑蒙儿以秦淮名妓的身份，能够获得闻雷兽的垂青，明媒正娶，八抬大轿的嫁入黄家门楣，全靠下面这段闪烁着智慧之光的一段话语：
“我只知道，推窗望月，倚栏高歌，乃人间美致，是以这窗户嘛，就是用来望风景的。然而时至今日，先生看到了吗？纵使我这样的场主之窗，也只是为了透气，只是为了采光，因此说，如若我为天子，我便要让所有大明子民的家家户户，都有一扇看得见风景的窗户。”
瞧瞧，这就是秦淮名妓，这就是中华巾帼。如此理想，确实让很多须眉折腰。也就难怪有人千古之下，还在缅怀那秦淮烟雨中的美丽女子了。
第三十六章：推窗之论
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卞之琳）
如此清新隽永的诗句，难道是那些整日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们所能想出来的吗？当然不可能。
既然没可能，就要问个为什么？凭什么平凡的百姓，就不能拥有情调格调以及蓝调？凭什么人民就不能拥有低级趣味、悠而无优、以及罗曼蒂克的权力。
……
在很多人看来，一个人过于理想没什么问题，二狗的理想，是用爱情谎言来欺骗翠花一辈子，外人非但不能嘲笑人家，还应该在一边击掌鼓励。
但在更多的人看来，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最好不要有什么理想。因为政治是龌龊的，外交是卑鄙的，可如果细细想来，追求美好的民族，怎么就必须选择“以追求无耻为最高境界”的政治团队来引导大家走向光明呢？
所以国家政治纲领，其实可以做到理想化。浪漫的人，理想的人，将自己的梦想与人民的渴盼完美结合之后，一个浪漫而又伟大，蓬勃且澎湃的国家，是可以立足于世界的。就目前来看，推窗之论就是把理想具化的政治纲领。
因为人，生而平等，所有人不但要努力工作，同时还要享受生活，因为每个人，都需要用微笑来欣赏风景。无论你是谁，你都拥有这个权力！即便是低级趣味，也是人民应该享有的权利。
所以，当很多人都认为黄宗羲已经被郑蒙儿的温柔，迷得五迷三道的时候，他仍然清醒的，率先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提出了这个理论。这个理论的最大飞跃，就是将虚化的道德指标，转变为一个具体指向。
数千年来，中国政治家们提出了很多指标，大同社会算一个。桃花源算一个，宋太宗亲手书写的《戒石铭》，同样算一个：
“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多么理想化的政治理论啊，尤其后半句中的“虐”字，完全可以分不同角度来解读：既可以解释为草民虽然容易被欺负，但道德正义，却拥有最后的审判力量；也可以解释成，人民拥有推翻暴政的权力，并且轻易就可以做到，并且面对这样的行为，不要指望上天来搭救你，因为人作孽，天在看。
其他还有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包括明太祖的剥皮实草，都算作古代中国政治道德标准。但这些先人，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虚化。
一句口号很容易喊出来，但口号所赋予的精神寄托，却很难传承。加上凡是有资格划定政治道德标准的人，通常不是草根，偏偏他们的口才文采都还不错。这就造成了小民看到这些口号，心中的希望之火汹汹而燃。但很快的，因为没能达到他们自己理解的境界，而对当政者产生了怨恨情怀。
执政者呢？历届政府都想获得“史上最有人气奖”或者“史上最有政绩奖”。只要大家的智商都高于80，那就没有一届政府，说自己从上位那天开始，就想沦落成昏君奸臣。但同样那句话，个人理解不同，双方生活经历，造成了没有共同语言，也就是俗话说的“性格不合”。
可别小瞧了“性格不合”这句话，谁都知道离婚后不好找对象？可从汉代开始，离婚现象就层出不穷，究其原因，就是性格不合。同林鸟成了分飞燕，离婚或者自上而下的革命，也就成为了主旋律。
革命是中性词，这是必须要树立的准则，否则一旦“革命”成为褒奖，那么第一个高喊自己革命的人，岂不是永远不败了？
既然革命有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也有可能转为黑暗，那么就意味着革命是个赌局，既可以抄一把大底，也可能输个精光。面对不可知的未来，当政者与被统治者，也就更加愿意坐下来，好好谈谈双方的诉求，这个过程，又叫做妥协。
其实说白了，法律的本源，就是社会各阶层妥协的结果。而不是铁与血的结果。正式基于这点，目前的大明崇祯朝，迫切需要一名中间人来做好沟通。
而黄宗羲的身份经历，恰恰使得他具备了调停者的身份。
首先南雷兽的出身好，属于根红苗正的那种。他父亲死于魏忠贤之手，而魏忠贤先是太监，次是罪臣，最后由于他不幸的选择东林党作为自己的敌人，所以魏大本永远的成为了忠奸兽。凡是跟魏阉做对的，就都是忠。凡是跟魏阉混的，就都是奸。
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调，其实挺可笑的。一点儿也不客观。但现在就是有市场，所以黄宗羲因为有了一个倒霉的好爸爸，那么他无论如何，也都是一个忠良之后。
因此黄宗羲的政治背景，从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东林党、几大皇商的代表。
二一个，南雷兽学问再高，他这辈子也只能当个平头布衣。因为他犯法了。
当年崇祯皇帝初登基，差点儿被魏忠贤的泻药给“毒”死。加上后来的小朱处置得当，使得魏忠贤成为“逆案首犯”。跟着魏大本捞世界的人，好些都被抓起来了，当年做主杀害黄尊素的案犯，某一天刚好从被提审现场押回监牢，被早已等候多时的黄宗羲，当街，用大铁锥给击杀。
替父报仇，这当然是孝子义行。但国法未判，而私刑死之。这又是必须惩处的大罪！国家在万般无奈之下，先免除黄宗羲的死罪，再加重处罚他此生，永不得科举！
在一考论终身的古代中国，不允许参加科举的恶果，是可以想象的。而广大农民阶级，对孝子、义士，有具备天然好感。所以黄宗羲又机缘巧合的成为了广大匠户、农户、小商贩阶层的代表。
第三，因为同情黄宗羲的遭遇，当世大儒，时任顺天府尹的刘宗周，成为了黄宗羲的监护人及老师。
刘宗周在学问上的造诣，在当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