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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有个疑惑，太监的出现是加强了君主专制，还是从某种程度上减弱了君主专制？不过事实是明摆着的，当不设丞相后，军国大事决于皇帝一人，不管这人是能干还是混蛋，千斤重担总要有人来替他分担一些，不交给外廷的大臣，就必然会交给身边亲近的太监。太监就是那个拉边套的驴，当然因此也能得到意外的报酬。
很长的时间内，皇帝、文臣和太监共处在大明那个封闭的大房子里，他们三者的关系变得有些微妙。从屈原开始，臣对君的关系常用男女关系来比拟，这两类关系却有可比性，读读《离骚》就知道，被君王疏远的臣子，那心态和弃妇多相似呀。在大明这间屋子里，如果皇帝是丈夫，文臣是妻子，那么太监是什么呢？是小妾。这三角之间，丈夫当然是掌握大权最重要的一角，他掌握全家的田地钱财，丈夫是勤俭持家还是荒唐败家，是这个家庭走向兴盛或败落的关键。丈夫对妻妾的态度，决定着妻妾在家庭中的实际生存状况。而妻与妾之间，常有一种紧张的吃醋关系。按大家族的规矩来说，妻是明媒正娶的，妾不应当挑战她的地位，但妾往往喜媚善妒，更能得到丈夫的宠爱，丈夫把一部分家政权力交给她打理。固然有妻人老珠黄妾正当华年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妻和妾对家庭的责任不一样，从而对丈夫的态度也不一样。妻子总觉得这份家业来之不易，她是女主人，有责任规劝丈夫，保持这个家庭的兴旺发达，而妾不一样，她无妻的名分，自己的地位完全取决于丈夫的态度，所以不管家业将会怎样，首先是以媚术邀宠，取悦于丈夫。诤臣总和贤妻一个样，可敬未必可爱；而阉竖似那妖姬，明知可能惑主但要想方设法亲近。如此，一些自我控制力不强的丈夫，就会远妻子而亲小妾，如果碰上一位一点规矩都不讲、暴戾非常、时不时殴打妻子的丈夫，妻子为了生存还得忍气吞声去讨好得宠的小妾。当然，小妾因为得宠而忘乎所以，不但将丈夫和妻子的权分了许多，而且可能浪荡无度，红杏出墙，或者导致了整个家庭有崩溃的迹象，丈夫明白过来了，不管教不行，于是在那位已经疏远很久的黄脸婆帮助下，用家法惩治小妾。
我们要看到，到明代皇权专制已臻完善，皇帝和文臣、太监的关系，和汉、唐是有区别的，到了明朝这个家庭里，夫权的绝对地位已经确立，妻和妾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丈夫的当家地位，汉代可能出现董卓、曹操那样的权臣，汉末与唐末宫中的太监可以操纵皇帝的生死，决定谁继承皇位，如汉有“十常侍”之祸，唐有“甘露之变”。而到了明代，哪怕皇帝再荒唐昏庸，可能被欺骗，被利用，但文臣和太监想完全控制皇帝，掌握着超过皇帝的权力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说刘瑾和魏忠贤，够飞扬跋扈的，但皇帝一旦决定收拾他们，比汉、唐收拾权监容易多了。所以说明代宦官在历史上为害国家最厉害，但未必是危害皇权最厉害的，至少不像唐代宪宗、敬宗那样，被宦官杀害，宦官完全控制宫廷。
妻妾吃醋争宠的常态之外，有没有妻妾合作，一起把丈夫管教好呢？有，但不多。这需要一个特别能干的妻子才行，比如《红楼梦》中王熙凤和随自己陪嫁过来的妾平儿，组成统一战线，把老公贾琏管得服服帖帖。明朝也有这样的时候，比如万历初期张居正和太监冯保的合作，泰昌帝驾崩后，在保证熹宗顺利即位的“移宫案”中，大臣们和大太监王安密切配合。
在这个大屋子里，有丈夫的暴戾或荒唐，也时有妻子苦口婆心的劝谏，更有小妾不安妇道，插手家政，但基本上能保持一种动态平衡，但这种畸形的平衡是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来维持的，家庭财产在夫、妻、妾之间的明争暗斗中不断被浪费，家庭抗风险的能力越来越差，有一天出现大的变故，比如外面的豪强来夺产，或家中的佃户联合起来造反，夫、妻、妾的固有关系被打破，家庭就可能倾亡了。
用夫、妻、妾同处一室的关系来比喻皇帝、文臣、太监之三角，未必十分贴切。但在家国同构的中国古代，我暂且这样比拟，也许有助于我们透过一大串历史故事，去观察大明政局最本来的面貌。在一夫一妻的今天，我们看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觉得那个妻妾成群的旧式家庭中，人人似乎都不正常。同样，以现代政治文明的眼光，去考察明代，我们同样难以理解，太祖何以那样残暴而大臣能像待宰的羔羊听话，“大礼议”中众大臣为何要那样冒死和皇帝对抗，一个不识字的太监其生祠怎么能在神州大地处处开花？我们今天不能理解的事情，在历史上也许人们习以为常。我们今天难以理解，说明我们的时代在进步，社会的文明程度越来越高。
尽量以当时的眼光和心境去分析古人的言行举止，是我这个历史票友喜欢用的方法，但从明亡开始计算，历史的长河已经流了三百六十多年，我们已经不能回溯到大河的上游，我毕竟不能代替古人思考和生活。我的一孔之见，究竟能得到读者多大的认同，已非作者本人能决定的了。
第一编 皇帝之专政从合伙到独资的转变
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解读“狗烹定律”：
六百多年前的大明朝创始者太祖朱元璋，留给今天普通人最深刻的印象恐怕是：这个人心狠手辣，得了江山后大批大批地杀功臣。
我们先来粗略地看一下明初那些功臣的下场。胡惟庸、蓝玉这些钦定的重点叛国案件的主角，被杀被灭族自不用说，就说那些并没有多少反叛的实证，而被找个理由灭掉的元勋。
李善长、汪广洋、冯胜、傅友德、廖永忠、华云龙、韩政等等不是被灭族，就是被赐死，甚至连徐达这样的第一武将，野史中也说他背上有疽，据说吃蒸鹅就会加重病情而死，皇恩浩荡，钦赐蒸鹅一只，徐达为了子孙后代计，当着使者的面把蒸鹅吃完。纵然徐达吃了蒸鹅无事，但朱元璋赐蒸鹅即赐死之意，徐达只好服毒自尽。
朱元璋在位时，大臣能得其善终是例外，被杀则在意料之中的事情。这个叫花子出身的皇帝为什么心狠手辣到这个地步？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是中国古代历史总在循环的一个规律，我斗胆命名为“狗烹定律”。这一定律从秦始皇统一天下开始，在封建王朝历朝历代都发生效应，像宋太祖那样杯酒释兵权，把一帮“功狗”圈养起来，几乎是闪耀着人道主义光芒的奇迹。而朱元璋，则是把“狗烹定律”的效应发展到极致的一个皇帝。
我觉得解读这个定律，关键要看新帝国产权和组织结构必须转变，以及如何转变这一事实。
一个新王朝定鼎之后，皇帝必须处理也最难处理的问题，便是如何对待那一帮和他出生入死打下花花江山的功臣。办法不外乎三个：一是如宋太祖那样杯酒释兵权；二是如汉光武、唐太祖父子那样，威慑并笼络管住那些宿将勋臣；还有一个办法更干脆，那就是杀。找个罪名把他们一点点杀光。第三个办法是最常用的。
民国时期的学者萨孟武在《宋江得到天下之后李逵的命运如何》写道：“李逵是宋江的心腹，宋江得天下，李逵当然封王封侯，这是普通人的见解。若据我的观察，宋江得到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