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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这么做的代价太大了。
以二零三零年左右的技术，“抗荷座舱”至少会使战斗机增重二百五十公斤，而且成本高得吓人，比如必须用整体弹射逃生系统取代弹射座椅，因此不管是战斗机性能、还是制造成本都无法承受。
最终，中国与美国都在飞行员身上做文章。
当时，中国采用的办法是通过药物刺激，在短时内提高飞行员的抗荷能力，并且使其整合到抗荷服中。在二零三一年的测试中，这套系统曾经使飞行员在二十G的过载下坚持了十五秒。
美国的做法更加直接：为飞行员提供用于抵抗高过载的生命维持系统。
核心是一套心脏助力器，即通过增强飞行员的心脏功能，在高过载的情况下仍然能让血液进入大脑。
与抗荷服结合使用，也能使飞行员在短时内的抗过载能力达到二十G。
可以说，二十G是第五代战斗机格斗机动性能的基本标准，也是衡量第五代战斗机的主要性能指标。
这样一来，空战武器成了新的问题。
从理论上讲，空对空导弹、特别是格斗导弹的最大机动过载必须达到战斗机的…五倍才有可能击落战斗机，而在实战中，往往需要达到战斗机的五倍，才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把握击落战斗机。比如在第四代战斗机的机动过载普遍为九G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第四代格斗导弹的机动过载都在四十五G以上。
如此一来，在第五代战斗机的机动过载能够达到二十G的情况下，第五代格斗导弹的机动过载就得达到一百G。
从理论上讲，任何依靠气动面控制的飞行体都不可能达到一百G的过载。
也就是说，格斗导弹必须采用矢量推力控制技术。
虽然矢量推力控制技术不是什么难题，早被第四代战斗机普遍采用，在第四代格斗导弹上也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随着机动性能提高，导弹的弹体强度也得提高，而一百G的过载要求已经超过了现有材料的极限。
说得直接一点，在保证其他性能不降低的情况下，很难用现有的材料制造出过载高达一百G的格斗导弹。
美国最先研制第五代格斗导弹，而得出的结论是，除非把最大射程减少到五公里，不然就得投入巨资研制新材料，而且谁也不能保证能在什么时候拿出成果，也就无法保证第五代格斗导弹与第五代战斗机同时服役。
中国的理论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事实上，在格斗导弹的最大射程仅有五公里，而实际射程肯定不足两公里的情况下，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要知道，第四代格斗导弹的最大射程普遍在二十公里以上。
只有达到这个级别，才能保证对五公里内的敌机进行尾追攻击。
结果就是，在第五代战斗机上，中国与美国都高度重视早已被人认为是鸡肋的航炮，而且均把重点放在了电磁速射炮上。只是战斗机不是战舰，能源系统不可能做得很大，也就极大的限制了电磁速射炮的作战应用。
只有一点非常明确，即中美的第五代战斗机都以格斗性能为主。
受此影响，第五代战斗机又被称为“格斗战斗机”。
第四十四章 理想主义
第四十四章 理想主义
花了几天时间，牧浩洋对中日军力对比有了一个非常直观的了解。
从根本上讲，中国军队的优势非常明显。在海军上，中国拥有性能先进，而且经受了实战考验的舰载战斗机，而日本的F…35CJ在第一次印度洋战争中就已证明，绝对不是合格的制空战斗机。在空军上，中国空军的优势更明显，不管是J…20的高度改进型，还是J…22的后期型号，都优于日本空军的战斗机。此外，在作战系统上，中国空军与海军都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与自主性。
说得直接一点，中国军队早已实现装备国产化，而日本还在为此奋斗。
战争期间，中国可以不受外界因素限制、只由生产效率决定装备生产速度，而日本必须受外界因素限制。比如，F…22J与F…35CJ的发动机只在日本进行组装，国产化率不到百分之六十，关键设备需要从美国进攻。只要进攻渠道、也就是海运与空运被切断，日本连一架先进战斗机都造不出来。
在全面战争中，日本遭到战略封锁只是迟早的事情。
八月初，牧浩洋按照黄峙博的建议，向总参谋部提交了一份“对日作战总体战略计划报告”，并且将副本递交给了黎平寇与黄瀚林，正式提出应该未雨绸缪，及早对日本进行战略禁运。
必须承认，有目光的不是牧浩洋，而是黄峙博。
在他提交这份报告之前，黎平寇刚刚在东京吃了闭门羹。
七月底，在当选下一届国家元首之后，黎平寇以国务院总理身份，对日本进行了任职期间的最后一次政务访问。
事实上，这是一次纯政治性的外交活动。
黎平寇主动放下身段，去东京会晤日本首相，主要是谋求一个较为稳定的周边环境，至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使中日关系有所缓和，以便在他的出任国家元首的时候，有一个较为理想的开局。
为此，在会见日本首相时，黎平寇主动提出，共同开发东海中性海域内的油气资源。
在东海战争结束之后，日本被迫接受中国提出的划界标准，即以东海大陆架自然延伸为经济专属区边界，但是在资源开发方面，中国也做出了让步，即在东海中线到大陆架自然延伸线之间为中性区，中日双方都不能进行单方面的资源开采活动，必须在商议之后共同进行开采。
黎平寇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建议，摆明了是给日本一个台阶下。
虽然在二零三二年，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原油与天然气进口国，但是中国在可控聚变反应堆领域掌握着最尖端的技术，而且有望在二零三五年建造第一座商用聚变电站，也就有望在接下来的十到二十年之内，使聚变核能成为主要能源，逐步降低化石能源消耗。即便在此之前，中国也有极为丰富的煤炭资源，而且国内的电力消耗中，百分之七十五由火电站提供。更重要的是，在中南半岛战争之后，中国基本上解决了南海问题，国内的原油与天然气产量正在逐年提高。即便在总体能源需求上，中国仍然需要大量进口石油与天然气，但是至少可以确保在战争时期有足够的油气供应。
与之相比，日本的处境就没有这么理想了。
就算日本在可控聚变技术上也投入了巨额资金，可是至少比中国差十年，能在二零四五年建成第一座商用聚变电站就很不错了。在此之前，日本的国内能源供应主要依靠化石燃料与裂变电站。前者主要来自海外，特别是中东地区，而后者非常不安全，特别易遭到地震与海啸等自然灾害影响。
从能源的对外依赖程度来看，日本远远超过了中国。
根据日本官方在二零三零年公布的数据，日本的石油有百分之八十八来自海外，天然气则超过了百分之九十。
说得直接一点，日本极易遭到战争封锁。
即便在和平时期，国际油价的大幅度波动，也能对日本经济造成灾难性影响。
比如在中南半岛战争期间，国际油价在一周之内上涨了百分之六十四，当年日本经济不但没有增长，反而萎缩了百分之一点二。随后美国加快了对伊朗的围剿，再次导致国际油价在短期内大幅度上涨，日本因此平白无故的损失了数万亿美元，增加了近百万个失业者，国民经济遭到重创。
如果能够开采东海中性海域的油气资源，日本获得的好处明显大于中国。
可惜的是，日本首相没有领情，反而在黎平寇离开东京之后宣称，他拒绝中国总理是为了确保国家能源安全。
严格说来，日本首相说得没错。
如果接受了黎平寇的提议，从东海获得了大量油气资源，日本肯定会因此减少原油与天然气的进口量，加大对东海油气资源的依赖程度。结果就是，如果中日交恶，中国可以轻而易举的切断日本的能源供应。
黎平寇在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肯定考虑到了这一点。
由此可见，黎平寇此举的真正目的，除了缓和中日关系之外，还是希望通过和平方式拉拢日本。
如果中日能够结成同盟，那么最大的获益者就不是日本了。
要知道，中国从来没有把日本当成真正的敌人。
从历史上就看得出来，只要中国强大了，不管用什么办法，日本最终都将成为中国的朋友，甚至是中国的学徒。
更重要的是，从傅秀波开始，就没有哪个领导人把日本看成最终对手。
这几十年来，中国领导人、乃至整个领导集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