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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官长共享相权。其中内史省拟制策略，门下省审核，经皇帝御批，再由尚书省执行，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重大国策都是由三省官长在尚书都省共同商讨拟制，其中尤以尚书令和尚书左右仆射权重，所以帝国的宰相实际上只有三个人，尚书令和左右仆射。为限制相权，左右仆射常置，而尚书令仅仅在特定时期授予功勋元老，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今朝五贵，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是军中老帅，纳言苏威和黄门侍郎裴矩执掌门下省，内史侍郎虞世基是内史省官长之一，御史大夫裴蕴主掌御史台行使监察大权，皇帝通过他们牢牢把持中枢决策权、监察权以及对军队的控制权，巩固和增强自己的皇权，但结果并没有达到皇帝的预期，甚至可以说与他的预期大相径庭，东征失败就是个明证，而东征失败所带来的一系列恶果正在迅速凸现并急速蔓延。
建立骁果军的命令出自中枢，兵部要执行，要在最短时间内招募一万锐士。皇帝要求骁果军具备强悍的战斗力，并且完全被中央所控制，也就是说，皇帝不允许世家权贵在骁果军中安插亲信，但考虑到时间的急迫，为了满足皇帝对骁果军战斗力的要求，兵部又不得不从十二卫府中选拔精锐，这就需要十二位大将军和二十四位将军的通力配合，结果矛盾爆发了。
东征失败，近三十万将士战死辽东，十二卫府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帝国有多少军队？
二十多年前，帝国军队南下攻打江左，当时北方一统，人口约为三千万，但山东是征服地区，山东人不能用，另外还要派军队镇戍山东，镇戍边郡，所以当时能够调用的军队有五十一万八千人，九十位行军总管。现在中土统一二十多年了，人口暴增，达到四千六百万，但人口主要增加量在山东和江左，帝国根基之地的关陇地区因为西北过于贫瘠，再加上大量人口涌向中原富裕地区，导致人口增加缓慢。
考虑到帝国统一之初国内激烈矛盾和维护国祚安全的需要，帝国府兵主要还是关陇人，府兵的增加量有限，另外随着中土一统，国防策略做了颠覆性修改，由内转外，守外虚内，十二卫府的主要兵力转到边郡镇戍，而边郡镇戍需要强大国力支撑。国力是否强大体现在财赋上，财赋多寡体现在税赋上，税赋多少体现在人口和土地上。府兵耕地不要交赋税，也就是说，府兵越多，对帝国财政的影响就越大。
帝国统一后军制改革的重点是军户入籍，名义上是因为战争减少了，军人的家眷和军户不要随着军队四处征伐了，于是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安居乐业，但实际上这是削弱和遏制世家权贵对军队控制的一种手段。北周苏绰开创府兵制的最初目的是解决兵源问题，解决如何养兵的问题，顺带集中一下兵权，遏制一下世家权贵。世家权贵拿什么保证自身的权益？除了经学，财富，还需要什么？当然是军队。中土分裂四百余年，世家权贵从坞壁到乡兵、宗团，新兴豪强从部曲到私军，无时无刻不在增强自身的武力，以武力来保证权力和财富。所以，中土即便统一了，即便有了府兵制，即便中央想方设法集中兵权，但上至皇帝下至普通一卒，都不得不面对世家权贵始终控制军队这个现实。
皇帝要削弱世家权贵对军队的控制，世家权贵则不惜代价维护自己对军队的控制，这关系到权力和财富的拥有，因此在这种激烈斗争中，帝国军队还有扩张的可能吗？
今上修改军制，把十二卫府扩张到十六卫府，其目的不是削弱世家权贵对军队的控制，而是增加禁卫军数量，试图以增加禁卫军的实力来保证中枢对军权的控制，从而为一下步更大力度的军制改革打下基础。由此可见世家权贵对军队控制力之强，这种控制力严重影响到了国策的制定，对皇帝改制造成了空前阻力。
帝国人口增长了，财富增加了，军队却没有扩张，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更严重的是，随着统一时间的延续，除了边军，禁卫军和镇戍京畿以及镇戍大河大江南北的军队因为长时间不打仗，信心和勇气逐渐被安逸生活所腐蚀，战斗力每况愈下。东征失败，与府兵战斗力的下降也有直接关系。
帝国军队的总量应该超过一百万，而禁卫军、戍守京畿的中央军和边军至少占据一半。四年前西征吐谷浑，调用的是西北军、巴蜀军和一部分镇戍京畿的中央军。去年东征高丽，调用的是东北河北河南山东江淮一带的镇戍军，其总兵力是十二个军大约四十万军队，加上行宫人员，台阁官僚，禁卫军，还有运粮的民夫、随军杂役等等，大约一百一十多万，号称两百万。其中渡过辽水，深入高丽腹地，直杀高丽都城平壤的有九个军，三十万五千人，最后全军覆没，据说最后只逃回来两千七百人。
三十万大军深入敌人腹地作战，在缺乏粮草支援的情况下，应该一往无前，速战速决，但大军行动迟缓，各军统帅在执行命令的时候不坚决，而且彼此扯后腿下黑手。到了平壤之后，还是没有决心攻城，而且在未经中枢同意的情况下，以粮草不济为借口，全军后撤，导致与水军夹击平壤的计划失败。
撤退途中，大军横渡萨水（清川江），高丽人半渡而击，后军左屯卫将军辛世雄不幸战死，导致大军崩溃。接下来就是鸭绿水这道天然险阻，高丽人故技重施，再次半渡而击之，崩溃后的隋军毫无还手之力，全军覆没。
最终是不是只逃回来两千七百人已经不可考，但实际数字肯定比这个多，因为九个军的统帅除了辛世雄战死外，其余八个都逃了回来，尤其检校右御卫虎贲郎将卫文升，更是全军而还，那么他至少带回来一两万人。这些统帅既然能逃回来，那么他们的属官，还有很多高级军官，还有保护他们的侍从部曲，应该也逃了回来。高丽人的军队没有隋军多，就算围歼屠杀也需要时间，所以肯定逃回来不少军队，但皇帝和他的宠臣们岂能放过这个机会？当然不顾一切抹黑这些世家权贵，一来坐实他们的罪名，二来夺取他们的军权，将他们赶出军队。
结果的确如此。九个将军中，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右翊卫将军薛世雄、检校右御卫虎贲郎将卫文升因为是皇帝的亲信大臣，在二次东征前官复原职；左屯卫将军辛世雄战死；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涿郡太守检校左武卫将军崔弘升承担了兵败的全部罪责，除名为民，好在果断“病死”了，没有连累家族；右御卫将军张瑾、右武侯将军赵孝才、左骁卫大将军荆元恒虽然后来赦免了罪责，但未能官复原职，只能回家养老。其他逃回来的高级军官也基本上被赶出了军队。
这一仗，世家权贵遭到重创，他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军权，更重要的是他们失去了三十万军队，这才是毁灭性的打击。
三十万军队没有了，怎么办？皇帝要发动二次东征，军队严重不足，而西北军要戍边，肯定不能征召，戍守京畿的中央军也不能征召，最后还是在山东和江左想办法，于是下旨募民为兵，征召山东和江左平民壮勇加入军队。
镇戍山东和江左的关陇籍府兵是有限的，当他们大部分战死辽东后，没有兵源了，皇帝和中枢就不得不临时修改兵制，大量征募山东和江左的平民入伍。第一次东征，朝廷从山东和江左征调了大量民夫，第二次东征，朝廷不但继续征调民夫，还强行征募壮勇入伍，这导致山东局势急骤恶化。
前年，黄河水患，大河两岸的大小河渠洪水泛滥，山东大约三十个郡遭受水灾。去年，黄河大旱，大河两岸的大小河渠干涸见底，山东受灾郡县更多。偏偏这时候，朝廷还要打仗，要远征辽东，要调集军队、粮草和徭役。中央和地方官府赈灾不力，导致民怨沸腾，叛乱迭起。本来山东人就是被征服者，一直遭到以关陇人为主体的中央和地方官府的欺压，现在没有活路了，当然造反。
无奈的是，偏偏这时候，镇戍山东各地的鹰扬府军队全部去了辽东战场，各地郡县的镇戍力量非常薄弱，就算有郡兵，但因为郡兵都是本地人，根本没有镇压动力，于是起义军以燎原之势，在短短时间内席卷大河两岸，迅速蔓延到两淮和江左。
可以想像，这种形势下，皇帝和中枢决定在山东和江左征募壮勇、征调民夫，只会让国内形势愈发恶劣，只会让更多的山东人和江左人加入到起义军的行列，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然而，这一次，大部分世家权贵还是支持皇帝和中枢发动二次东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