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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表现欲极强的严我公，利用自已的关系网，不到半年，就陆续挖到鲁监国旗下的开远侯吴凯、义安伯顾奇勋、开平将军姜君献、总兵陈德芝等大小干部，可谓有大有小、有整有零。
多尔衮对严我公“卓有成效”的工作，也很配合。
他对这些被挖来的“墙角们”，不但赏赐了大量财物，而且还推出“对等封官”特别政策，原在“那边”为侯，“这边”也封侯；原在“那边”为将，“这边”也封将。
这“不拘一格、小才大用”的做法，搞得“墙角们”爽歪歪，搞得大清“原生态的官员”是歪歪操，私下里大加感慨，真是——“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反革命”啊！
在“墙角效应”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墙角们”半推半就地被挖，鲁监国的大厦底层，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窟窿！
但光这两“阴招”，还不足以让鲁监国这座“神圣而庄严”的大厦，轰然倒地。
给大厦致命一击的，是张名振和王朝先的“火并”。
在现在舟山鲁监国的干部系统中，实际上被人为地分成“旧”与“新”两派。
张名振是鞍前马后跟随鲁监国奋斗多年的“资深粉丝”，当然成为“旧派”的核心；王朝先当年不但剥夺了黄斌卿的性命，还吞并了他的人马，自然成为“新派”的领导。
“衣不如新，人不如旧”，在用人问题上，鲁监国更倾向于用“旧”不用“新”，这就让王朝先及手下的心态大为失衡，不满情绪如野草疯长。
觉察到“不稳定因素”存在的张名振，决定先下手为强，于1651年2月的一个清晨，将睡意朦胧王朝先斩杀于卧室之中。
见领导被宰，相当多“新派”们愤愤不平、怨恨难消，于是在张济明、吕廷纪的带领下，集体降清！
至此，舟山群岛对清朝己无任何秘密可言。
认为时机业已成熟的多尔衮，在1651年6月从江苏、浙江、福建大量抽兵，组成“海陆联合兵团”，由浙闽总督陈锦率领，准备向舟山发动大规模的登岛战，以求“毕其功于一役”。
大敌当前之际，鲁监国决定玩一回“围魏救赵”，他利用“海军优势”，组织主力军队千里跃进，计划直扑兵力空虚的南京，并想以此迫使清军从水路回援，以能在海上歼灭之。
但“魏”未围，“赵”先失，就在鲁监国北上之际，清军趁着一次大雾弥漫的机会，在张济明、吕廷纪的引导下，成功夺取舟山群岛。
舟山一失，“无家可归”的鲁监国，只得率张名振等部属南下，跑到厦门郑成功这里来认“干亲”。
郑成功以宗室之礼与鲁监国相见后，以自己现在奉永历正朔，不便“立场混淆”，将其晾在一边。
而对鲁监国带来的军队，郑成功却如见至宝，尽量“鲸吞蚕食之”。
到后来，仅有张名振部保持了相对的独立，其余的，皆成为成功同志的“囊中之物”。
“掉鳞苍龙、落毛凤凰”的鲁监国，只得面对现实，在1652年3月，宣布放弃监国名号，承认永历帝的正统地位。
至此，南明终于告别了“双日临空”的不正常局面。
张名振虽然改换门庭，但心中的复明之火，还是熊熊不息的。
这次主动清缨，其意可现、其志可嘉！郑成功虽不欣然，却也同意，并为其提供了物资，加派了兵马。
1653年10月，在风号浪吼、白浪滔天中，张名振率数千部下扬帆起锚，慷慨北上。
他们先到达了上海的崇明岛，在该岛的三尖沙、稗沙、平洋等处，安营扎寨、开荒种地，摆出一副“高筑墙、广集粮、常相驻”的架式。
以崇明岛为前进基地，张名振开始他三入长江的艰难历程。
张名振的率兵北上，实际揭开了明清最后一次生死大会战的序幕，我们姑且称其为南明第一方面军吧！
在不久后的1654年2月，李定国也从广西柳州领兵数万，誓师东征，我们姑且称其为南明第二方面军吧！
此次出征，李定国同志是精心筹划，志在必得。不但配备了大象、铳炮等“重武器”，而且还征购了门板、火药、铅铁等大量作战物资。
因连城璧同志的工作非常到位，所以自出兵之时起，第二方面军就在人员、情报上，得到了广东各地义师的大力配合。
这使第二方面军，一路上斩将搴旗、凯歌行进。取横州（今广西横县），克廉州（今广西合浦），下高州（今广东茂名），降雷州，几乎入无人之境。
在李定国凌厉的刀锋面前，尚可喜、耿继茂及广东督抚很是知趣，慌乱地放弃广东大部分地盘，把各地军队撤到广州地区，准备攥紧拳头后，才和明军较量一番。
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李定国，深知单纯依靠自已手中的这点兵，完全打下全广东，实属难做之举。因此，他还是把联合郑成功，同取广东，定成了这次克敌制胜的主要筹码。
所以，他把下一步进军的目标，定在了广州南边的新会。
新会，位于广东省珠江三角洲西部，地理条件优越，有内河航道与外海相通，与上一次进攻的肇庆相比，更靠近沿海，这将更方便郑成功的“海陆联军”，以最快的速度抵达。
已被郑成功同志成功放过一次“鸽子”的李定国，这次仍对其信心不衰，是因为他相信在永历帝的“煌煌圣旨”前，一向自诩“忠臣爱国”，并和老朱家攀上亲戚的郑成功，这次断不会自食其言。
以自己单纯之心度他人复杂之心，这正是李定国人生悲剧的根源之一，这次也不例外！
在四月份向新会进军途中，李定国同志在高州却罕见地病了，而且病的不轻，整日昏昏沉沉、水米不进……
病中的他，只得一面派自己的军队，会合广东义师王兴等部向新会进军，发起试探性进攻：一面派出得力使臣，赶赴厦门，催促郑成功同志早日出兵。
当李定国的明使心急火燎、风尘仆仆赶到厦门时，郑成功与清廷的谈判，正入佳境。
清廷现在已经敏感地感觉到湖南、广东战场的“不平静”，因此把竭力维持闽浙沿海的“平静”，做为这次谈判的首要目标，所以这次给郑成功开出的价码，不可谓不高，不可谓不好！
具体标价如下：
1、封郑成功为海澄公，挂靖海将军印；
2、划漳州、潮州、惠州、泉州为郑成功的驻兵之所，郑军所需经费，由四州财政解决，不足部分，可另向中央申请；3、清廷对郑军武将一概不加调换，仍由郑成功任命，报兵部备案即可；4、驻福建的清军金砺部，“友好”地撤离福建，调往他处。
这些标价，不能不让郑成功“分外动心”。
感情就像一碗难以端平的水，郑成功对清使投入的感情多了，对明使投入的感情自然就少了。
虽然对明使依然是客客气气、好吃好喝，但就是不准其外出游览一下祖国大好河山（保密需要），这让明使好不郁愤。
直到了夏日炎炎的八月，郑成功才放明使南归，并让其给李定国捎去一封“自说自话”的信。
在信中，郑成功向李定国做出了两点承诺。
一、他已派部将随张名振北上江浙，不久将会有佳音频传；二、他将进军广东的潮州惠州，以作牵制。
送走明使后，郑成功终于“言行一致”了一回。
他拿着大清“海澄公”这张未到期的“承兑汇票”，跑到潮州惠州去提前支取，成功地把这两个地方的粮食，“支走”不少。
这也算他在这次明清大会战中，做出的一点唯一贡献吧！
在李定国收到郑成功回信的时侯，新会会战，已经打了两个多月。
这两个多月的会战中，因为李定国病重，未能亲临前线。仗主要是其部将吴子圣，领着广东义师来打的，效果吗？——旷费时日，劳而无功！
这里面，虽然有吴子圣指挥能力的问题，但更主要的，是因为清廷“权力下放，让惠于官”的政策，己在清政府内部，打造出一个既得利益阶层。
这个阶层看淡了民族界限，看轻了国家兴亡，而始终将维护自身荣华富贵，放在首位，坚决抗拒大明的“光复大业”的实施！
坚守新会的清朝官员，就是一群这样的既得利益阶层。
新会城打不下来，又收到郑成功这样一封敷衍塞责的信，李定国的沮丧的心情，可想而知！
沉思半晌后，他用凝重的笔调，先给郑成功回了一封长信。
信上他强调了“君命不俟驾，宁敢迟迟吾行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