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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李成栋，就被封为宁夏王，不过，那是在他光荣牺牲之后。
生而封王者，尚无前例。
因此，严起恒的反对意见，理亦直，气亦壮！
当然，赞成封王者，也不凡其人。
一人是“统战高手”堵胤锡，以前，他老人家曾成功地把大顺军余部，改造为忠贞营；现在，他依然赞成用王位为诱饵，把“势力更大、能力更强”的大西军余部，统战成为一支更可靠的抗清力量。
另一人就是庆国公陈邦傅，但他赞成封王的原因，却比较复杂。
因为他驻守的浔州，和忠贞营驻守的宾州、横州相邻，随时存在被忠贞营动掉“奶酪”的可能。
在达种情况下，交好孙可望，以“寇”制“寇”，这一别具一格的思路，就曾让这个老小子兴奋不已，他马上义无反顾地，往赞成封王的阵营中挤。
管不管他大敌当前，赞成派与反对派，为了封王问题，在朝堂上是争得是你来我往，好不热闹！
见孙可望同志的封王问题，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心中焦灼的杨畏知，退而求其次，上疏改请封孙可望为公爵，李定国、刘文秀为侯爵，以便让他能快点回滇复命。
因有高一功、李过的先例，这一封公封侯的建议，在朝堂上并没费多少周折，便获大臣们的一致通过。
永历帝便封孙可望为景国公，并“画蛇添足”地赐名朝宗。
堵胤锡闻讯，立刻给永历帝上疏，指出封公不封王的弊端，建议依旧封王。
他这一闹腾，原来的封公的方案也告搁浅，杨畏知只得继续呆在肇庆的驿站里，于一丝寂寞、几点闲愁中，打发着难熬的时光。
就在永历君臣三心二意时，有一个胆大包天的“投机分子”，却捷足先登了。
这个“投机分子”就是陈邦傅，他利用永历帝曾经给他的空白敕书，私自填写封王诏书。又暗中铸造了“秦王之宝”的金印，派自已的亲信胡执恭，冒充永历朝的使臣，前往云南，封孙可望为秦王。
在敕文中，为讨好孙可望，陈邦傅专门进行了诸多“特殊”词汇的叠加，把“监国”“总理朝钢”“节制天下文武兵马”“加赐九锡”“父师事王”，这些描写权倾天下的词汇，一起打包，转赠给孙可望。
由于不知朝堂内的纷争，并对南明政坛上的假冒伪劣行为，缺乏防范意识的孙可望，对胡执恭送来的敕书和“秦王之宝”，喜不自胜，毫无疑虑！
他马上自导自演了规模宏大的“受封典礼”，亲自郊迎使者，肃然就臣礼，五拜叩头，跪受王号，一切搞得象模象样，有板有眼。
受封后，他又率其兄弟三人及三军将士，欢呼万岁，并接受了各级官员的庆贺。
接受庆贺时，他庄严宣告，大西军，以后将正式改称为“明军”，治下的云南，以后将正式成为永历王朝不可分隔的一个省。
昆明受封典礼结束后，孙可望又把敕书誉黄，布告云南各地，并举省欢庆三天，把他被封“秦王”这项庆祝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深入人心。
当了三年不明不白的“兴朝”臣民，终于再次回到“大明故国”的云南百姓，也很兴奋，整整一个月内，云南各族各界人民的庆祝活动，此伏彼起！
就在欢庆的气氛还末消散，喜悦的心情还末褪去之时，孙可望的“正牌”使者杨畏知，从广东返回来了。
杨畏知拿出一副“不辱使命”的架式，向孙可望呈上了永历帝的封王敕书和金印。
不过，他拿回来的，仅是二字王——“平辽王”，比胡执恭拿来的一字王，整整差了一个档次。
傻了眼的孙可望，愣了半天，才憋出这样的一句话：“我已封秦王矣”！
对质正伪的工作，随之展开。
被拉到对质现场的胡执恭，见事情穿帮，倒也不慌，干脆“以假攻假”，一口咬定杨畏知带来的“平辽王”金印，也是假的，永历朝廷真正封的，不过是景国公而已！
被骗后的尴尬、难堪，让孙可望羞愧难当。盛怒之下，他把杨畏知、胡执恭这两个“造假嫌疑犯”，统统关进监狱。
随后，他给永历朝送去启本说：“我先于某月某日接收秦王封号，后又于某月某日接收平辽王封号，其真假难辩，不知所从？”，并把前后接到的敕书抄送附上！
但在启本的后面，孙可望又留出了回旋的余地，表示因秦王敕印接受在前，且已举行过隆重的受封典礼，云南军民是路人皆知，已成既定现实，请朝廷能顺应民意，妥善处理。
面对孙可望踢来的“皮球”，永历朝臣们却“集体失语”，其表现犹如一群沉默的“老羊”。
沉默了一个月后，永历朝堂的“精英”们，采取了一个更不明智的做法：把贵州两个臭名昭著的军阀头子皮熊和王祥，一个封为匡国公，一个封为忠国公，请他们守住贵州，以防孙可望“狗急跳墙”。
闻此消息，怒火中烧的孙可望，立刻以“出滇抗清”的名义，发兵贵州。休养生息了三年的大西军，一出手，果然是气势如虹，锐不可挡！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这支军队，就活捉皮熊，击败王祥，占领贵阳、遵义。
接着，刘文秀、王自奇率领一支偏师，分两路入川，打败袁韬、武大定、李占春、于大海等南明大小军阀，收编其残余武装，占领川南川东地区。
占领这些地区后，孙可望一面整顿地方、发展生产，复制云南的成功模式；一面派御史翟鸣丰拜见永历帝，请求实封秦王。
具体操作程序上，孙可望也“非常周到”地替永历帝想好了。
那就是在他实封秦王时，仍可使用原来陈邦傅送来的那块“金印”，只是要求皇帝专门送来敕书一道，以便使“伪秦王印”，变为“真秦王印”。
最终，也能让他这位名符其实的“秦王”，更好地领导滇川黔军民，为国效力。
如果按这种程序操作，对永历帝而言，倒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因为这样做，原来敕书中“监国”“总理朝钢”“节制天下文武兵马”“加赐九锡”“父师事王”这些过火的字眼，皆可全部去掉，而换之以比较温和的词汇。
况且此时，永历帝的日子，已是越来越不好过了！
两广土崩瓦解，官员如鸟兽散，清兵南进的脚步，越来越近。
但即便如此，主持永历朝政的严起恒，却仍对孙可望“殷勤的建议”，置之不理！
1649年12月3日，逃到南宁的永历帝，已“寒酸”到了无兵无将无地盘的地步，万般无奈之下，向孙可望发出了“封王”诏书。
不过，死到临头、穷到裤头的永历帝，嘴巴还挺硬，坚持封孙可望为“冀王”，而非“秦王”。
他这样做，明面上的理由，是秦王为朱元璋次子朱樉的封号，居诸王之首，传世二百年，应予避讳。
实际上，他还在抠气地坚持着“恩自上出”的底牌。
对永历帝这个“冀王”方案，孙可望嗤之以鼻，马上回奏。
在回奏中，他以自已用“秦王”的名义，发号施令，已经多时，如断然更改，必然在民众中引发“信任危机”，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为由，予以驳回。
1651年2月，清军由柳州南下，永历帝的“行在”南宁，已危在旦夕。
眼见永历帝眨眼就有可能成为清军的“高级俘虏”，不敢再继续玩酷的孙可望，连忙派出贺九仪、张明法，率领一支五千人的快速反应部队，跨过千山万水，跑到南宁护驾。
在南宁，贺张两人在完成“护驾”工作的同时，还超额完成了另一项工作，把阻挠封秦王的大学士严起恒，逼进了阎王殿去做客。
至此，己真正成为“孤家寡人”的永历帝，在封秦王的问题上，手中已无任何资本，与孙可望叫板。
1651年3月，他被迫追认了孙可望的秦王封号。
至此，经过两年多的沟沟坎坎、曲曲折折，孙可望实封秦王的问题，最终在强敌迫进之际，尘埃落定！
第二十九章 中兴有望
杨畏知之死
实封秦王，对于孙可望而言，实在是一桩“名利双收”的好买卖。
一是他正式自称为秦国“国主”，对内，在贵阳建立行营六部，自行任命吏、户、礼、兵部尚书，实际上接管了永历朝廷的权力；对外，名正言顺地收编了原川、黔境内的各种“拥明”武装，使自已的军事实力，再次急剧“膨胀”。
二是当他以南明政府军的面貌，出兵川湘桂时，发现这里的老百姓，对其敌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