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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制造战争恐怖，慑服“不识好歹”的山西人民，多尔衮传谕：除投降的土兵及其家属外，将大同城内的“官吏兵民尽行诛之”，并把大同城墙的高度拆除五尺。
大同，成为清军入关后，北方第一座因“集体抗争”，而倒在侵略者屠刀下的城市。
攻占大同，仅仅是剿灭山西起义的第一步，剩下的各县市，仍需要清军一口一口地去啃。
在此后的四个月里，清军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南北合击、东西并进、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开始了浩大而艰难的“平叛之旅”。
九月，满达海部攻克朔州、马邑；博洛部攻克孝义、平遥、辽州、榆社；自陕西出兵的孟乔芳、额色（满族）率满汉联军渡过黄河，收回了蒲州、临晋、河津、解州、猗氏、运城。
十月，博洛、满达海合兵攻取汾州、岚县、永宁州（今离石）、太谷、沁州、潞安。
十一月，博洛、石廷柱、左梦庚等部又在泽州击败反清义师，擒杀守将张斗元。
十二月，吴三桂在晋西北渡过黄河，进攻偏关，义军总督万练在弹尽粮绝后，自焚而死。
多尔衮见“平叛”大势己定，决定除瓦克达继续留在山西清剿“残匪”外，其余亲王一律领军返京。
虽然山西大规模的起义，被清军以优势兵力镇压下去，但剩下的斗争势力，仍利用险峻的山区坚持斗争。
虞胤从运城突围后，率残部进入华山，并在笫二年亲赴贵州安龙朝见永历帝，接受指令后又返回山西阳城、沁源的山中组织抗清武装。牛光天则继续战斗在“山高林又密”的太行山上。
这两人在很长时间内，成为清廷难以根除的腋下之患。
山西民众全省范围的武装斗争，坚持了整整一年多，有力地坚持了南方人民的斗争，为北方人民大规模反侵略斗争，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山西在这次起义中，付出的代价也是异常沉重的，以致于到三十年后，山西的人口数量、耕地总量两项重要的“经济指标”，仍未恢复到1648年起义前的水平。
墨写的谎言，遮掩不住血写的历史，就在清朝正面大力宣扬，“山西平叛”是“救民于水火”的正义行动时，背后留下的，却是整整一代山西人，难以泯灭的“心底之痛”。
卷土重来
看着南征、西征凯旋而归的满族将士，多尔衮亳无成功者的自豪与喜悦，反而心头感到一阵阵苦楚与沉重。
“杀人一万，自损三千”，在一次次辉煌胜利的背后，却是一个个满族将士伤亡数字的冰冷叠加。
“可怜无定河边骨，尤是春闺梦里人”，这句唐诗，不仅仅让每一个处于豆蔻年华的汉族士兵悲伤心痛，也让同样青春年少的满族士兵感同身受。
从白山黑水之间，多尔衮仅仅带来了六万多满族子弟，如果照这样的伤亡速度发展下去，恐怕在征服全国之日，就是整个满洲民族毁灭之时。
不能这样下去了，得想一个办法了。
想什么办法呢？
历史上行之有效的传统方法就是“以汉制汉”。
扪心自问，多尔衮认为，自已也是一个“以汉制汉”的拥护者、继承者和执行者。
但金王李姜的“先归后叛”似乎在提醒自己：“以汉制汉”的政策，已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
真的是这样么？
多尔衮辗转反侧，冥思苦想。
经过漫漫长夜的思索，他终于茅塞顿清、豁然开朗。
把事业做大做强的过程，就是一个引导“无利益者”努力奋斗，从而变成“既得利益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因各自所得利益的差别，必然会产生矛盾，当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爆发，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所以，要防止矛盾的爆发，就要进行提前的调整，让矛盾进行提前的释放或中和。
同时，把事业做大做强的过程，也还是一个理解人、尊重人、团结人的过程。
如果仅仅有了利益，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尊重和团结，那么，这个事业就象是一条没有韧性的铁链，当外部或内部变化时，就会有忽然断裂的可能。
金王李姜四人“逼上梁山”的经历，让多尔衮明白，在发展大清统一事业的过程中，他输在了两点上。
一输在了自己不太舍得放权，让大家“利益均沾”，成为新的“既得利益者”这一点上；二输在了自己对人的信任、尊重和团结的另一点上，自已常常试图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去解决复杂细致的问题。
满族优秀的政治家、汉族人民的头号死敌的多尔衮同志，在经过一番痛苦而深刻的“自我总结、自我批评”后，为了满族人民的长久幸福、为了大清的千秋伟业，终于做出了两项影响深远的决定。
一、改革大清中枢机构的设置。
他规定：今后在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的人员安排上，必须按照满汉对等的原则设置，设置的满汉官员要数量相等，身份平等、互不隶属、各管一摊（此制度执行至1912年清朝灭亡，也算是与国同存、与国同休了）。
二、推行新的地方行政模式，引导“三王”南下。
出于保护满族这个“稀有民族”的目的，多尔衮确立了“慎用满军，多用汉军”的南下作战原则。
当然，这里的“汉军”，并不是完全指从内地汉人中“招收”组成的军队，而仅仅指辽东地区加入了“组织（汉军八旗）”的汉族军队。
对于这支也是从黑土地走出来“汉军”，多尔衮认为，在多年的事业发展中，他们已和大清具有了密不可分的共同利益，对大清政府的“忠诚度”，将会远远高于那些入关后“有奶便是娘”的降兵降将。
而且，为了制造出更多的“既得利益阶层”，多尔衮决定，首先给这三王“改爵”。
他以顺治皇帝的名义，把孔有德由恭顺王改封为定南王，耿仲明由怀顺王改封为靖南王，尚可喜由智顺王改封为平南王。
读者朋友们可能要说了，这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吗？这个王变成那个王，到头来还不是一个王。
这可还真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因为“此王”非“彼王”！
清朝封王，不同于明朝的用地名封王（如唐王鲁王靖江王），王的封号用的尽是我们汉语中博大精深的褒义词，如恭敬、端重、承泽等等。
这些被褒义词封出来的王爷们，只有荣誉及工资待遇，没有任何封地，从生到死，只能做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高级囚徒”。
即使出趟京城去旅游探亲或看病，都得提前向皇帝打请示报告，得到批准后，才能成行。
如果被封的这位王，封号中有了地名或方向，那么，恭喜这位王爷了，你肯定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惊喜”。
果然，“惊喜”随之也就来了。
多尔衮做出补充性规定：此次南下占领广东广西后，打下一县，你们就可以自已任命“县长（知县）”；打下一府，你们就可以自已任命“市长（知府）”；全省都打下来了，你们就可以任命“省长（巡抚）”。
各官员的印章，中央政府都给诸位刻好了，大家尽可拿出放心使用。
并且，为了表示对各位的信任，解决军人“两地分居”的问题及减少“性”犯罪，一下子变得体贴下属的多尔衮，还做了一项“充满人性”的规定：南下的士兵及官员，均可携带家属同往，打下两广后，可以在此地分房分地，长期驻扎。
最后，他还给了这三位王爷，新增了大量的“招兵”指标。
孔有德在原来3100人的基础上，可增招16900人，耿仲明、尚可喜在原来4800人的基础上，可增招15200人。
这就是多尔衮在痛定思痛后，推出的“新思维、新政策”，其核心思想就是——诱之以利、导之以法；宁与家奴、不与外人。
政策一变，心情就变，在如此“给力”的政策面前，三个王爷马上生龙活虎、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各项工作就已就绪。
1649年7月，三王陆续率部开拔，独当一面的孔有德，单独负责攻打广西；能力有限的耿仲明、尚可喜两位，联合攻打广东。
当耿仲明、尚可喜在11月初，率部开拔到江西吉安时，大清“执法官员”忽然找上门来，与两位进行单独约谈。
约谈的官员严肃地告知他们，您二位因“窝藏逃人”，已严重违反了大清的“窝藏逃人法”。
前面讲过，所谓的窝藏逃人，就是指收留、包庇从旗人庄园逃出的汉人奴隶，其构成对旗人庄主“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