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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他那边没有女人拖后腿，他就不会走，你想想，他能舍得离开你？他能舍得离开他的儿子、孙女？”
听何秀花的想法和她的分析相一致，她的心里更多了分踏实感。细想想确实这样，已经这么大把年纪了，谁还想再在外飘泊？不过，他那边还有事业呀！他能舍得开么？这个想法一出现她又有些不安了：“说不准，万一他舍不得事业可怎么办？”
“事业？事业能有你和孩子们重要？”
“男人们大多是重事业的！”
“他再重事业也得为你想想呀！你已经为他守了三十多年活寡，他不能再把你抛下不管呀！否则也太狠心了！不行，我得在他跟前吹吹风，让他知道知道你这三十多年是多么不容易！”
徐忆兰一把按住了好朋友：“不要对他说什么，我不想让他难过。”
“哎呀，你这个人呀心肠太好。好吧，我不会让他掉眼泪的。”
那边，张木匠正在大谈上海皮革厂的光辉历史，天佑也时不时地谈论上海市的工业企业为中国所作的贡献。
何秀花凑过去，先是听男士们的谈话，当她抓住一个空档时，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话插进去：“罗先生呀，你看你的两个儿子多么好，都称得上是百里挑一的后生呀！我是看着他们长大的，”她笑眯眯地望着大佑说，“刚搬到十间头来住的时，他才这么点高，”她用手比划了一个尺度，“嘿，现在长成这么高这么大了，还出洋留学哩！真不得了呀！”发了通感慨，何秀花又说，“罗先生真有福气，两个儿子为你争光了。这都是忆兰教育得好呀！。。。。。。”平时何秀花不是能说会道的人，这一刻不知怎么的，她的舌头像是装了弹簧，呱呱呱呱讲起话来流利的不得了，“。。。。。。哎呀，忆兰可不容易呀！独自一个操持这个家，吃的苦头不少呀！我和她做了三十年的邻居，这么多年她是怎么过来的我全看在眼里，不容易呀！”
何秀花说的都是些家常话，并不动人，但是忆兰心里还是热乎乎的，她知道她是一片好意，不过她还是怕她说过了火，所以暗暗碰碰她，以示提醒。
何秀花理解忆兰的意思，马上变了种口气：“现在好了，罗先生回来了，忆兰算是苦尽甜来了，她的好日子在后头呢，你说是不是呀？”何秀花把要讲的一口气都讲了出来，觉得挺痛快，再想说点什么肚子里已经没词了，她只好眨巴眨巴眼睛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等着听别人说。
这时的罗正卿觉得尴尬了。何秀花的一番话他已听明白，就是希望他留在大陆不要再回台湾了。如果自己真能留下的话问题就简单了，不过事情并非简单。他心中矛盾重重，不知如何表态。
天佑见父亲落寞神伤的模样起了同情心，于是打起圆场：“爸爸在台湾可能算是较早回来探亲的吧？”
“我算是回来早的，也有比我还早的，不过大家都是偷偷摸摸借道回来的。”
“罗先生有胆量，克服了许多困难才能回来，不容易呢！”张木匠不失时机地夸赞一番。
何秀花望着罗正卿和善地冲他一笑。
徐忆兰脸上露出笑容：“还是我们国家的政策好啊！否则我们一家哪能团聚！”
张木匠见聊得时间不短了，便和妻子对下眼光，随即站起身：“和罗先生聊的蛮开心的，不打搅你们了，我们走了。”
“再坐坐嘛。”罗正卿一家客气地挽留。
“不啦，有空你们到我家来玩。”
“你们后天不要忘记去锦江饭店噢。”大佑提醒他们。
“不会忘的。”说罢他们告辞离去。
送走了木匠夫妇，一家人仍回到大屋。“坐－－－－坐－－－－”徐忆兰招呼一家人，自己则紧紧地挨着丈夫坐下。罗正卿把发妻的手握在自己的手心里舍不得松开。他对她的感情是五味杂陈非几句话所能言清。他对她仍深深地爱着，其中包含更多的是对她的歉疚与心疼。沉默了一阵儿后，罗正卿说道：“我想到妈妈和伊星的墓看看，为她们扫扫墓，想对她们说些心里话。。。。。。”他的嗓音黯哑有些说不下去了。
徐忆兰轻轻拍了拍丈夫的手劝慰道：“想开些吧，不要太难过了。”然后她又征求儿子们的意见：“你们说哪天去方便？”
天佑想了想：“那就大后天吧，你们说呢？”
“也好，就大后天吧，”徐忆兰把脸转向丈夫：“五十年代初期上海还有锡箔卖，后来就没有了，大家都改用纸钱了，”接着她又说，“明天我们要把纸钱准备出来，还要准备好香烛与贡品，大后天一早我们就去。”
落实好扫墓的事后，罗正卿又问：“当年我走了之后，你们怎么没有回苏州去，而是留在了上海？”
“不是我们不想回去，而是回不去了，”忆兰答道。
罗正卿很是不解：“怎么回事？”
“唉！”忆兰叹了口气：“你走后的第二年我独自回去了一趟，想安排好后再把一家人接回来，没想到房子让人家占了，没有了我们的落脚之地了。你想都想不到是谁占了我们的房。”
“是谁呀？”
“就是妈妈把房子托给他照看的俊信呀。”
罗正卿很是吃惊：“唯唯诺诺的一个人，看起来老实的不得了，他有什么理由不让你们回来住？”
“他并没有说不让你回来住，但是他把房子租出去了，而且还要我付他几年的工钱，并要我出资把房子修一修。”见丈夫惊讶地瞪大的眼睛，忆兰又说：“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呀，他见我们倒霉了，便趁火打劫。”
“后来你们住到哪里去了。”
“当时我们没敢搬走，怕你万一回来找不到我们怎么办，所以在那里坚持住了一年多，我又找不到工作，没有一分钱的收入，房租就是一笔大开销，孩子们要念书，还有一家人的吃用，都是靠变卖我娘家留下的一点东西维持。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坐吃山空’了，何况我们并没有多少东西。后来搬到城乡结合部一个叫光明新村的地方，住的是里外两小间的房子。在那里我们结识了木匠夫妇和司马厂长夫妇，多亏有了他们的帮助啊。“
天佑接过母亲的话说道：“不过也碰到了坏人。”
“什么样的坏人？”罗正卿不解地问。
徐忆兰接着说：“那是十间一排的平房，我们住十号，木匠住九号，那个坏女人住八号，”忆兰喝了口水后接着说：“1945年10月份我们准备跟你去上海，当时妈妈把中宅卖了，得了六两黄金，当时仅存这么点东西了，准备留给孩子们念书用的。1954年伊星考上了北京医学院，我拿了一两去银行兑换现金，想为伊星准备行装的，不料被这个女人看见了，她花言巧语劝我不要卖，她跟我说，她老头做大生意，让我在她老头那入股。。。。。。”
“你就把黄金给她啦？”
“到了家，她又把那套话对妈妈说，然后趁我们犹犹豫豫还没反应过来时，就就连骗带抢地把六两黄金全拿走了。谁能想得到呀，我们对别人从来没有一点点的坏心，也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人，所以一点戒备心都没有呀！”说到这儿，徐忆兰难过地垂下了头。
天佑接着说：“那天姐姐昏迷不醒，我一路奔跑着去司马厂长家把妈妈叫了回来，当时我们家没有钱送姐姐去医院，妈妈就去找那个女人要钱，那女人当时就翻脸不认账了。”
忆兰接着说：“当时我急得没办法，想起了厂长夫人叮嘱我的话，让我有难处找他们。在去医院的路上我给司马厂长打了电话，把伊星病重和没有钱的情况告诉他。。。。。。”忆兰哽咽地说不下去了。
天佑继续向父亲叙述：“司马叔叔很快赶到了医院，为姐姐办理了各种手续。姐姐去世后，于阿姨拖着病体也赶到我们家，安慰我们，照顾我们。他们见我们孤儿寡母的可怜，又没钱安葬姐姐，就把一切花销都承担了起来，其实他们当时也不富裕，于阿姨没有收入，身体又不好，平时他们自己的花销就很大。”
徐忆兰接过长子的话又说：“妈妈病故也是他们帮的忙，后来我从别人那里才知道，当时他们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有一部分是从工会借的。到了年底，皮革厂要招收一批工人，司马厂长见我人老实又肯努力，把我也招进去了。”
罗正卿听罢妻儿的一番叙述后很是感慨：“太谢谢他们了，我要当面去谢谢他们，忆兰我们什么时候去他们府上拜访？”
“于大姐早就去世了，司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