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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唯一一件违反职业道德的事，被人提起，仍有几分惭愧，只说：还不是被他那身警服照花了眼。
毛姐敬业，三句话不离本行，说到某个人，不提他哪个系、哪个院，只以撮合没撮合、成没成来形容。
“这个小王呢，就是我上次给他介绍的一个商校的老师，他没谈成的那个人。”
“老林你可能不认识，就是我介绍给体校那个小魏，人家没要他的那个。”
有一天，毛姐和杨红两人在水房洗衣服的时候，不知是她们当中哪一个提起了陈大龄，毛姐也是职业性地介绍：“陈大龄呢，其实人还不错，年轻的时候，为了供他弟弟上学，把自己的青春给耽误了。这个人就是一个人过得太久了，憋坏了，有点不正常了，我给他介绍过好几个女朋友，他死都不肯见面，害我把手里的红桃Q方块Q都得罪了。后来，他对我说，‘毛姐，你的好意我领了，不过我真的不需要你为我介绍，我相信爱情是可遇不可求的。’”
杨红听到这句，觉得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与其说是心动了一下，不如说是心停了一下，因为心一直是在那里动着的。这个异样就是你感觉时间停滞了一下，身边的事物消失了一下，眼前亮了一下，灵魂哆嗦了一下。杨红虽然马上回过神来，但心里一直在念叨：爱情可遇不可求，爱情可遇不可求……这不正是自己心中一直想着但不能形成文字的话吗？爱情应该是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你身边的，它来了就来了，它没来就没来，你想要它来、不想要它来，都由不得你。爱情不是一个可以计划可以安排的事情，不能说“好了，我从明天起，爱上某某某”，也不能说“算了，我从现在起，不爱某某某”。说当然是可以说，言论自由嘛，但你做得到吗？如果你做得到，你就知道那其实不是爱情，只是感情，同情，激情或者是矫情。
陈大龄大概是毛姐撮合生涯中唯一不服从安插的一张牌，所以毛姐对他有点偏恨：“你看这个人是不是有点迂腐？三十多了，还在那里爱情可遇不可求，再这样‘遇’下去，一辈子就过完了。我跟他说，我知道你是在等一个你爱的人，但是你可以先找个老婆过着再说嘛。等遇到你爱的人，再爱她不迟。”
毛姐体己地拍拍杨红，说：“我们都是过来人了，谁不知道男人心里都是想着那桩事的？别说禁几年，禁几天都叫他们受不了。”
杨红想到周宁，就点点头，表示赞同。
毛姐解释说：“我不是教唆陈大龄以后搞婚外恋，我是知道他等不到他想要的人的。哪有什么可遇不可求的爱情呢？就算有可遇不可求的，也都是发烧烧糊涂了的，新开的茅厕三天香。过几天不发烧了，多半发现两个人其实不般配，后悔都来不及。你知不知道啊，杂志上都说了，自由恋爱的，以后离婚率比经人介绍的高得多。你想，我们帮人介绍的，见多识广，一眼就看得出谁跟谁相配。而且我们是旁观者，头脑是清醒的，我们给配好的，都是千挑万选，认真衡量了的，不比那些自己遇到的保险？”
杨红有点心不在焉，只有气无力地哼哼哈哈着。毛姐说：“你知道陈大龄说什么？他说，毛姐，我不愿这样草率结婚的，如果结了婚，再遇到我等了半辈子的人，我怎么办？那样一段情，我会拿不起也放不下。娶我爱的人，我对不起老婆；不娶我爱的人，我对不起她，也对不起我自己。你听没听说过世上最令人伤心的就是‘恨不相逢未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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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杨红对这个陈大龄就有点肃然起敬，心想，世界上还真的有人这么痴痴地等咧，而且是个男的。她想，如果是个女人，这么等着也许容易点，女人怕的是孤独，是别人议论。但一个男人，能这么等，就太不简单了，别人议论不说，光生理上的痛苦，就够他受的了。
杨红觉得陈大龄那方面应该没有什么不正常，因为他脸虽然刮得光光的，但下巴青青的，如果留起胡子来应该是马克思一样的络腮胡子。他说话声音浑厚，带点喉音，一点也不娘娘腔。七楼的女人，仗着自己是结了婚的，都喜欢开玩笑地拍他一下，拧他一把。陈大龄一般都是一边笑着，一边就灵活地闪开了，脸上是一副大人不计小人过的神情。
杨红觉得陈大龄单身的原因应该是曲高和寡，因为他的一切都带着点曲高和寡的味道。棋下得好，所以没人跟他下；琴拉得好，可惜别人嫌他吵；对爱情要求太高，所以至今单身。他要等待的爱人，肯定是不同凡响的，肯定也是太出色了，出色到曲高和寡的程度了。两个曲高和寡的人凑在一起，就正好成了知音。我的曲子只有你听得懂，你的曲子只有我听得懂。
杨红自觉不自觉地就爱把陈大龄拿来跟周宁比。陈大龄比周宁高，比周宁白，鼻子高高的，眼窝深深的，很洋气，头发又浓又黑，即便刚洗了头，也是满头黑发，不像周宁那样，平时看着头发不少，一洗头就显得不多了。陈大龄的背是倒三角形的，肌肉结实，而周宁则是长方形的，有点瘦精精的。杨红想，陈大龄心目中的爱人应该也是貌若天仙，肯定也会拉琴的，只有那样才配得上他。
杨红一直想问问陈大龄那天清晨拉的是什么曲子，但都不好意思跑上门去同他谈话，怕别人误解，也怕陈大龄误解。
有一天晚上，到了陈大龄天天拉琴的时间，杨红没有听到陈大龄拉琴，正在纳闷时，听到有人敲她的门。她开了门，看见陈大龄站在门外，身上有些石灰水印，人很疲乏的样子。
“我想借你的煤气灶煮个面条，食堂关门了，快餐面也吃完了……”
杨红打断他的话：“你客气什么呀，本来就是你的煤气，你用就是了。”想了想，又说，“你不熟悉我油盐酱醋放在哪里，不如我帮你煮吧。”
陈大龄也不客气，说：“好，那就麻烦你了，装修房屋，搞得满身是石灰水，我先去洗个澡。”
杨红煮了面，顺手炒了一点榨菜肉丝，放在面上，双手端着一大碗面到隔壁陈大龄家去。她用脚踢踢门，听见陈大龄应道：“等一下！”
杨红被面碗烫得受不了，问：“还有多久？如果太久，我就端回去，等会儿再来。”
陈大龄应着：“来了来了！”猛地拉开门，杨红见他背心才穿到一半，肌肉结实的胸脯正对着自己，脸一红，手一抖，碗一歪，把面汤泼了一些在手上。陈大龄慌忙接过面碗，放在桌上，又跑到水房打了一些冷水来，叫杨红把手放在冷水里浸着，说：“过一会儿，擦些牙膏，就不会疼了。”
杨红把手放在水里浸了一会儿，又把陈大龄递过来的牙膏擦了一些，真的不疼了，就笑着说：“你还懂得这些婆婆经呀？”
陈大龄说：“上山下乡时从那些农村婆婆那里学来的，不过她们连牙膏都买不起的，只把手浸在水缸里。用牙膏是我摸索出来的。你坐呀，别站在那里。”
杨红就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听陈大龄讲他以前的经历。陈大龄讲一段，杨红就追问：“还有呢？”陈大龄忍不住笑着说：“你就像个孩子，听一个故事，就催着讲下一个。”
原来陈大龄的父母都是搞音乐的，父亲拉提琴，母亲弹钢琴。不过“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赶到乡下去劳动改造，后来就死在那里。陈大龄从插队落户的地方考上大学，读完了就分在H大。弟弟陈勇也读的H大，现在在英文系教书。只不过弟弟已经结了婚，有了孩子，而陈大龄还是单身。
讲了一会儿，杨红问陈大龄：“你那天拉的那个怪好听的是个什么曲子呀？”
陈大龄自嘲地说：“我拉了好多曲子呢，我以为个个都好听，原来只一个好听啊？”
杨红脸一红，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有一个特别好听的。”然后就把她自己听那个曲子时在心里幻画出来的景色描绘了一番。
陈大龄听着听着，突然把碗放下，说：“我拉几个，你告诉我是哪个。”说完就拿出提琴，调了弦，想了想，就先拉一个跟杨红的描绘不同的曲子。
杨红听了一会儿，觉得不像她上次听到的那首，就说：“好像不是这个。”
陈大龄说：“你要闭着眼听才行的，你看着我的脸，什么好音乐都变得难听了。”
杨红想反驳一下，但又不好意思夸奖他的外貌，就依他说的，闭上眼。陈大龄拉了另一首曲子，杨红一听就觉得是上次听到过的那首，不等他拉完，就睁开眼，说：“就是这首。”
陈大龄也不吃面了，只一个劲儿地问：“你听过这个曲子的？”
“那天听你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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