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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三姐，她说，最近我常常听到有人说，某某凭借权势贪污，某某借助金钱从政，虽然我憎恶他们，感觉不平，但是消极怨世又有什么用呢？不如多赚些钱自己支配，做那些自己梦想做的事，我觉得没有钱，在今天是不能自立的，何况梦想？
我意外地发现，她长大了，不再天真了，生活真能造人。
我劝你也暂停徒劳的跋涉吧，傅筝说，人生只有一季春天，三姐，春天逝去，所有花儿都将飘落尘土，你还要去哪里找寻这样芬芳的日子和生命的活力呢？
但是，其它季节也有花香，只是花期迟些而已，比如梅花，我说。
梅花？傅筝笑了笑说，三姐，你不觉得那样太孤独、太清冷了吗？你总是那么执着，眼里容得下一切变迁，你把一切变化都看作是趋向美的过程，但是，在事物抵达完美之前，难道我们仅以等待的心情感叹时光飞逝吗？
傅筝的话听起来蛮有点道理，于是我说我可以再走走别的路。
其实，我的父母一直认为以我的文字功夫更适宜作报社编辑或记者，早在毕业前，他们就已经托人打听大众晚报的情况了。大众晚报是一级报社，据说正值用人之秋。那时正值报社‘内乱’，原任总编即将调离，因而没有决策权。现在，父妈妈正托市委一位身居要职的吴市委领导继续帮忙办理进入报社的工作。在我看来，这是位很清正的领导，只因为妈妈的学生——省委的某位领导的一句话，他就一直不辍在这方面的努力，而且屡次告诉妈妈‘你不要急，办任何事都要一个过程的。’
在办理工作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听闻外界人的一些传说，诸如：一个叫水凝的大专毕业生，个子矮小、相貌平平，又没有本科学历、素质一定不行。这些传说击中了我的要害。的确，我个子矮小，顶多一米五十六公分，而且在老天赋予我智慧时，因为对我的内在修饰得太细密，以至于忘记给我一副沉鱼落雁的皮囊，所以许多人一叶障目地以为我是个平庸得很彻底的女孩。但是，相貌足以代替一个人的内在素养吗？形象的矮子比之智慧的矮子毕竟好得多，文凭的高低又怎能估价一个的素质？这正如一个人的眼睛大小不会影响他的先天视力一样，我实在不明白制造传言的人究竟怀着怎样一副肚肠？是不是为将来不录用我而铺陈些依据，让全天人都知道我的确不值一用？
去报社接受社长面试时候，是早晨，社长对于我的到来简直不屑一顾，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没有用眼睛和语言正视过我（令我很尴尬），我想是他个子太高吧（他有一米八十五）——骆驼只有在遇见可以遮住他视线的东西时才肯低下头（早在小学课本里，我就学过骆驼和羊的故事），在总编眼里，大约我是个‘拇指姑娘’。旁边一位漂亮的、高挑的女记者更是将我上下左右打量了足有七十二眼，我想她已经记住我的衣服是国产料子还是进口的了，并且她会记住上面有几只钮扣，每只钮扣合人民币多少钱了吧？ 因为她‘刻画’我素朴的衣着时的神态，就仿佛一位古董鉴别商在估价一件稀世古董，而且她的眼中最终留露出两簇鄙夷和同情。她又态度极其‘庄严’地捧起了我的稿件，指着那篇曾获全国征文大奖的散文问我：为什么它的格式那么乱，一点也没有诗的样子。我实在不忍心直接告诉她——那是散文不是诗，诗要分行的，要有意象的。我只含蓄地说，我的诗没有参加过大赛。她受窘了，于是她立即和社长一道面试我，并‘语重心长’地说，水凝啊，报社需要的是人才，应该是大本毕业的，而且要善于言谈，善于交往，可是你给我的感觉却太文静了。
她在说这些话时，那眼神也还在忙着上下打量我，这使我想起乡下那些没啥文化的长舌妇，她们一般是喜 欢＇炫。书。网＇用这种俗不可耐的方式打量一个人的。
社长则自从坐到对面他的办公椅上之后就没再看我一眼，他的神态状如沉思，但不知内容是什么。
回家的时候，我颓丧地对父母说，我担心我们是在用竹篮盛水。
凡事都不是绝对的，听过我和妈妈对于面试的陈述，市委那位吴领导笃定地说，水凝你耐心地等等看吧。
我开始耐心地等，同时，我也在总结去那六家电视台应聘失败的经验教训。
水澄水渊也参加了总结的行列。在“肯定”了我的应聘经验不足的同时，他们毫不客气地说，姐，我看从前你在播音学上取得的荣誉都是老天的谬误，你的舌一定有问题，不是大舌头也是舌短——你巴成是只笨鸟，口齿不利，只能发单音，再不就是你长得太小，试想，电视台那些人都是千里眼（属远视和仰视范畴的）怎能注视到眼下站着个小人国？
我告诉他们：现在我怀疑，不是我的个子小，而是口袋太穷，我们的门槛也不够高，巨人是不喜 欢＇炫。书。网＇走门槛，注视贫穷的口袋的。要不，财政局长那位比我还矮小的、主持节目一榻糊涂的儿媳怎么能将我和傅筝这样的科班毕业生挤到一边而入主电视台？再说了，傅筝可比她漂亮多了，并且也不矮小。
是吗？水澄立即转过头来跟水渊商量说，前几天你眼里吹进的那粒沙，经过这几天化学作用，大概可以长成琥珀了，不要留着娶媳妇用了，现在捐出来填满姐的口袋，那么姐就可以喂得巨人们打嗝，何愁工作不成呢？
咳，可怜的姐啊，水渊说，你竟堕落到靠银子来找工作了吗？世道不古啦，人心不古啦！
为了让我开心起来，水澄兄弟两个破例耐住性子坐在电视机前看了几天本地的电视节目，最后他们一致认为：广告词要浅得让小孩都懂，俗得可以用脏话以外的大众话语，比如：×××胶囊，让男人更坚强；采访语言越是语无伦次，越没文采，不讲技巧越好；拍摄节目时，镜头越晃越好，越不调整黑白平衡，越不再乎画面艺术效果越高明；镜头切换时要善于制造突发音响；打字幕时错字要多多益善，句子嘛，越不通越好，最好的是连当地方言也用上，因为那样显得实在，文艺不是提倡三贴进吗……
一些连最起码的艺术原理都搞不明白的人在搞艺术，能弄出什么样的精神家园？水澄说，在当今，总有那么许多人做着自己不懂的事，搞得一切乱七八糟却被捧得好高。看看近几年的大陆影视剧吧，总是每场必吹，每吹必冷，为什么？是人们的欣赏水准下降了吗？NO，是搞艺术的人越来越鱼目混杂，有钱就是导演，就是制作人，这些人的素质不等，产生的作品必然也不高明。总是赶潮流地拍片，一会儿风，一会儿雨，人物个性大同小异；故事情节七拼八凑，面孔神似。再不，就拍些女人、男人之类的片子，说是文艺为大众服务，贴进老百姓，天哪，老百姓不会因为自己土生土长就固守土话、土故事、土做事方式吧，人类谁不向往至真、至善、至美？导引人类精神的东西如果都是美好的、有创造性的，人们自然就会淘汰那些档次不高的、低品味的东西。
水澄又建议我趁一些新兴报刊、杂志的机体还没有被世俗完全濡染，积极投稿。水光里的浮萍1
毕业后不久，章忆荷就来信说，她已经来到朱杨的工作地点，就是大安兴岭林管局下属的一处煤矿。支边是一苦日子，她说，做矿工技术员的女朋友更不简单，需要拥有一颗海的心，因为随时都可能有事故发生，一方面你提着心情祈祷，另一方面，也需要临危不乱。当然更可恼的事情不在乎这些，在乎工作没法安排，为了维生，她只好摆地摊卖杂货，而且，人们似乎无法相信，在这个时代还有人会主动支边，那些挖苦讽刺搅扰得她和朱杨常常怀疑是否当初走错了。或者，真的他们也有那些争得名利的初衷？ 人毕竟是物质世界的嘛。不过，既来之则安之，选择了一种人生就勇往直前吧。
章忆荷真让我骄傲，她是勇敢的，执着的。即使她和朱杨是怀着私念的，恐怕也没有几个人甘愿远离都市去边疆过苦日子。
章忆荷还告诉我，她和朱杨打算在她的工作既定之后，申请一处住房就结婚。
他们的故事已成定局，我有这种预感，因为忆荷这个人从不轻率，她不会因为一时的冲动而半途作什么决定的。我记得毕业旅行后的一天，她兴冲冲地把一本日记递给我，在封面的右下角有一行字：忆荷，爱你，娶你为妻。落款是：朱杨。
她告诉我：其实，早在几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