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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都督府军事部长、权摄广东都督。等浙督汤寿潜改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总长，会被推举接任浙江都督兼民政长。孰料经过孙元起这只蝴蝶一扇，他不仅在广东没有捞到好处，在浙江也被汤寿潜指定的后继者朱瑞压得死死的，根本没有出头机会。最后被朱瑞以“出国考察”为名礼送出境，再也没有下文。
被章太炎吹捧的“浙之二将”，一个不务正业，一个被扫地出门，确实有负国学大师的期许。他们别说与官至四川都督、海军总长的蒋志清相提并论，只怕眼下与蒋作宾相比，蒋作宾都有些不太愿意。所谓“抬爱”恐怕不是敷衍之词！
梁启超却道：“蒋介石、蒋雨岩是后起之秀，可与百里、伯器并称‘国之四蒋’，假以时日，未必不能与日本史上的‘德川四天王’（指德川家的四位家臣酒井忠次、本多忠胜、神原康政、井伊直政）媲美，也算是中国军事史上之美谈！”
如果有熟悉近代军事史的人听到这句话必然要拍案大笑：要照梁启超这么说，那再加上蒋翊武、蒋鼎文、蒋光鼐等，岂不是可以组成类似于“日本七柱枪”的组合？如果再多拉上一些姓蒋的阿猫阿狗，说不定还能拼凑出像“德川十六神将”之类的合称呢！
“任公，你怎么会认识百里校长？”孙元起笑罢随即问道。在他看来，梁启超是言论界的领袖，蒋百里则是不解风雅的丘八，两人应该毫无交集才是。
蒋百里抢先答道：“当初方震因为避祸逃到日本，想要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而清政府为了防止有叛党掺入，对于进入陆士的学生设立重重障碍。按照清政府的规定，方震自然难以满足条件，只好冒昧拜托任师从中斡旋，才最终得以侥幸入选。也正是借助这个机会，方震才得以夤缘拜在任师门下。”
蒋百里与梁启超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在历史上，他们曾在一战结束后共同赴欧洲考察学习。这是梁启超初次到欧洲，他本来就志趣广博，对于欧洲的艺术、文学、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等无所不好，这回正好比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无奈他只懂得些许日语，对七扭八拐的拉丁字母一窍不通，只好请曾在德国见习的蒋百里充当翻译，因此倚之如左右手。
正好此时蒋百里也对欧洲的文艺复兴史大感兴趣，他觉得五四运动前的中国好比是中世纪之前的欧洲，急需要一场文艺复兴运动来摆脱专制和愚昧的约束，进而开启国民的智慧。在1921年回国之后，蒋百里将欧洲考察的成果写成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并请梁启超为之作序。谁知梁启超下笔不能自休，竟一口气写了五万多字，序言的篇幅与原书差不多。后来梁启超将这篇长序改写、充实，取名为《清代学术概论》出版，反过来又请蒋百里为之作序。这是民国学术界上的著名佳话。
“或许百熙还奇怪百里为什么会在经世大学吧？”梁启超接着解释道，“年前的时候，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全体学生向陆军部请愿，要求撤换校长。陆军部经过遴选，便委派百里去当校长。百里到校之后励精图治，积极进行改革，结果忤逆了陆军部军学司的司长魏宗瀚。于是他便从中作梗，处处刁难，多方掣肘，不仅使得百里购买物资教具、马匹武器等资金成为泡影，而且还任用私人，处处排挤百里。百里万般无奈之下，只有提出辞职。
“梁某知道百里有大才，而且中国政策研究院军事室正缺少一个得力人手，便举贤不避亲，电请百里过来帮忙。百熙你应该不会有意见吧？”
四四六、画虎不成反类犬
孙元起连忙说道：“敝人对百里仰慕已久，任公能帮学校引进如此人才，孙某感谢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有意见？”
笑话！蒋百里在后世可是被冠以“军神”、“国士无双”、“民国战略大师”、“现代兵学之父”等头衔，纵使其中有被揄扬吹捧的成分，也说明他还是很有几把刷子的，否则肥皂泡早就吹爆无数回了。像这样的人才，梁启超要是能弄来三五十才好呢，孙元起绝对不会嫌多！
——当然，如果孙元起知道面前这位兄台名列民国四大祥瑞（百里的谋主，玉祥的仇人，六师的师长，光头的兄弟）之首，后来更是被网友戏谑称为民国军中三大祥瑞：参谋本部的蒋百里，帮谁谁败；陆军的胡伯玉（胡琏），救谁谁死；海军的丹阳舰，同行必沉。不知道他是不是会后悔说出这等话来？
顿了一顿孙元起又道：“孙某最佩服的是百里在就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时演讲中的一个论断，即近代中国从日本学了两件东西最不可救药，一个是教育，一个是陆军。陆军什么的我不是很懂，但就我这么多年的教学经验来看，从日本学来的教育确实糟糕透顶。仅凭这一点，孙某就要引百里为平生知己！”
梁启超倒有些疑惑：“百熙、百里何出此言？在我看来，日本教育水平虽然不能与欧美列强相提并论，但教育体系完善、教育投资激增、教师待遇优渥，经过近三四十年的发展，有效提升了大和民族的整体素质，推动了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至于日本的陆军，则是聘请德国军官加以训练，在日俄战争中一举击败凶蛮残暴的沙俄军队，使得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这些都颇足我们中国取法，为何你们反而说是最不可救药呢？”
“诚然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教育堪称是全面成功的，很多经验都值得中国取法，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关键问题不在于中国应不应该取法日本，而在于咱们应该如何正确取法日本的经验！”孙元起解释道：“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日本教育的改革成功已经成为国人共识，也成为我国教育界效法的对象，各省都派出代表团到日本观摩学习，进而在回国后依样画葫芦。
“其实我们在取法日本之前，首先必须要客观准确地评价它的成败得失。大体而言，日本教育改革成功的基石在于巨额资金投入、普及初等教育、适应社会需求、多渠道开发人才四个方面。可中国在学习这几个方面的成绩如何呢？清末国家多灾多难，需要不断向列强支付巨额赔款，导致教育经费严重短缺，使得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都受到制约，包括办学规模不能与日本同日而语，初等教育严重落后，教学质量也相差甚远，聘请的外国教员不是日本二三流学校毕业生，就是欧美混不下去只好来中国淘金的下脚料！
“至于适应社会需求、多渠道开发人才，更是无从谈起。因为中国历来就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点，很多读书人根本不屑于就读师范学校和技术学校，认为那些都是旁门左道。殊不知在日本，师范教育、技术教育与普通中学鼎足而三，尤其是满足国家发展对于技术工人需求的技术教育，更是重中之重。曾有日本教育学者自豪地说：‘在我国不是先有工厂，后办工业学校；而是先办起工业学校，培养出毕业生，才计划办工厂。’也就是说，学校教育根据国家发展布局，甚至跑到了社会需求的前面！”
梁启超点点头：“士农工商的位次在国民心目中根深蒂固，是当前社会发展的桎梏，必须尽快加以批判！想来百熙在执掌教育部之后，大力普及义务教育、推动职业教育，正是有惩于此？”
孙元起道：“正是！经过二十年的积淀熏陶，这些弊端已经积重难返，不可救药，想要矫正又谈何容易？但更严重的危害还在于教育指导思想上的偏差。日本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便有人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和魂洋才’的理念，中国在稍后也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但富有进取心和开拓精神的日本人很快就超越了这种认识，把‘文明开化’提高到与‘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基本国策并列，积极破除旧有陋习，求新知识于世界。
“而我们国家呢？虽然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思想还是停留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层面，根本没有开化的迹象。在光绪末年学部颁行的《学务纲要》中明确要求‘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规定小学生每周读经12小时，占总课时的三分之一以上；中学生每周读经9小时，占总课时的四分之一。而有关西方史地、物理化学等课时却非常少，至于西方的政治法律、思想精神被当政者视如洪水猛兽，而且‘易涉空谈’，要求学校必须予以严禁和取缔。
“中日两国在教育指导思想上存在如此偏差，那么两国命运不同也就可以想知了！至于陆军为何不可救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