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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宋教仁，虽然曾担任华兴会副会长、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但却从未在政府中就职过。当初孙元起担任湖北提学使的时候，还曾聘请他当湖北法政学堂的教习。如今孙元起是内阁教育总长，他也成为农林总长。相比之下，究竟是谁发迹更快、腾达更速？
于右任突然说道：“在下听说，原先侵占山西全境的北洋第三镇已经渐次东撤，晋军都督阎百川将由大同返回太原，并且有改弦更张的打算。不知消息是否属实？”
宋教仁神情一黯：“大致不差！去年年底，袁项城趁着南方兵荒马乱、我们无暇北顾的时候，派兵由娘子关、平型关两路入晋。阎百川手下那些新招募的士兵，如何是北洋劲旅的敌手？只一照面便溃不成军，十多日之间山西全省便大半沦陷。当时阎百川曾南下向我们求援，但我们与山西之间横亘河南、直隶两省，实在是鞭长莫及；而且一旦派兵，就会破坏南北之间来之不易的和谈，所以我们只有闻言抚慰而已。
“后来他又向孙百熙求救，他们之间毕竟师生一场，而且正好袁项城急切想把京师附近的第四十七混成协和飞机撤走，于是孙百熙便与袁项城达成协议：袁项城撤走侵入山西的第三镇，孙百熙撤走京师附近的第四十七混成协和飞机。这才有了今天的这番局面。正因为如此，阎百川对我们同盟会没有及时伸出援手颇有怨怼之心，加上孙百熙对他恩同再造，故而他现在开始倾向新中国党，并准备在太原成立新中国党山西分部。”
胡汉民顿足骂道：“孙百熙着实可恨，只此轻轻一举，既满足了袁项城的要求，又使我同盟会在北方失一重镇，还平白捞到山西省地盘。亏他还被全国青年视为‘当代圣人’，行径如此卑劣、心思如此阴毒，哪有半点为人师长者的模样？”
众人都知道胡汉民是强词夺理，不过却没人为孙元起分辨，甚至部分人还大声附和起来。
孙中山道：“在山西这件事上，终究是我们没有尽到救援同志的职责，对不起阎百川在先。我们既然不仁，就不能怪人家不义。而且孙百熙如今是内阁教育总长、新中国党党首，在西部诸省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我们同盟会要想有所作为，就不能忽略孙元起的势力，必须要妥善处理好与新中国党的关系，尤其是在当下我们处于劣势的时候。所以这个过节我们还是就此揭过吧！”
大家这才安静下来。
黄兴借机说道：“中山先生，同志们已经在院里恭候许久了，我们还是早些进去吧！”
三二九、便应重拜富民侯
走进丁家花园，就看见道路两侧站满了群众。众人见到孙中山进来，纷纷鞠躬抱拳道：“孙大总统，幸会幸会！”
“中山先生别来无恙？”
“祝孙督办旅途安和，一帆风顺！”
孙中山也笑容满面，与众人一一寒暄。
来到正堂上，只见中间挂着青天白日旗和红色巨大条幅，上面写道：“同盟会同仁饯别中山先生！”原来今天同盟会众人聚集在这里，是为孙中山举行声势浩大的饯别会。
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后，本来应该无官一身轻，无论他做回“夏威夷华人”，还是成为民国一介公民，袁世凯都该长松一口气。然而袁世凯对他还是大为猜忌。这道理也不难理解：从古至今，哪位皇帝对前朝君主放心过？尽管孙中山只占据半壁江山、只在位短短数月，毕竟他曾荣登大宝，在南方各省颇有号召力。
对于如何处置孙中山，袁世凯也是破费踌躇：放他进内阁，无处安厝；让他在野，又担心四处拆台。而孙中山自己呢，自然也不甘心向袁世凯俯首称臣，更不甘心就此撒手而去。两下都权衡良久，最后袁世凯给了孙中山一个“全国铁路督办”的空衔。——这也是刚才同盟会会员称他为“孙督办”的原因。
这个“全国铁路督办”，名义上是中央给予的职位，却又不在政府正式编制内；说它不在政府正式编制内，却又享受政府拨给的巨额薪水。如此一来，既满足了袁世凯不想让孙中山进入政府、又想羁縻孙中山的愿望，也满足了孙中山不想向袁世凯屈膝、又想有稳定经济来源的要求。所以孙中山欣然接受此职，双方皆大欢喜。
全国铁路督办是干什么的？
从字面上理解，是兴建铁路的最高指挥。但孙中山一来没有孙元起的金手指，二来没有任何修铁路的经验，三来也没有能够兴建铁路的班底，如何来督办铁路？想来想去，只能先在全国各地四处考察一番。至于孙中山调研什么内容、最终会去哪里，现在都没有一个完整详细的计划，大家只知道他的第一站将是十里洋场的上海，于是众人在丁家花园为他举办了这场盛宴。
当然，这场宴席除了给孙中山饯别外，也有送宋教仁、王宠惠两位同盟会总长北上就职的意思。
诸位头头脑脑刚在堂上坐好，胡汉民、宋教仁等人就鼓噪道：“中山先生，给我们讲几句吧！”众人也应声附和。孙中山对此可谓驾轻就熟，稍稍谦逊几句，便昂然走上前台，开始了他的演讲：
“遥想数十年前，清廷次第剿平洪杨天国、东西捻军以及西北回乱，朝野上下都弹冠相庆，自以为经此祸乱金瓯复整，当盛世可期、万年可待。百官士绅竞相主张开厂矿、修铁路、购军舰、造巨炮、练海军，民间也是意气风发，到处一片繁华，时称‘同光中兴’。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却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最后不得不割地赔款委曲求全。
“当时孙某年未而立，最初见国势蒸蒸日上，也想学得一技之长为生民略尽绵薄之力。谁知国家居然颓败如斯，甚至不敌东瀛弹丸小国！在屈辱、震惊的同时，孙某开始积极反思，试图寻找落败的原因。记得战后，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曾评价道‘日清战争是文明战胜野蛮’。我才明白在这繁花似锦的表面下，清政府早已病入膏肓，所谓‘同光中兴’只不过是回光返照。要想让中华重新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唯有驱除鞑虏、建立民国一途！于是在1894年年底转赴檀香山，募款创建兴中会，是为革命之始。
“自甲午到现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孙某一直奔波海外，与诸位同仁为民族、民权、民生而艰苦奋斗。赖全会同志尽命，我们终于推翻满清建立民国，民族、民权斗争基本达到目的，政治上革命已经如愿以偿。然而革命尚未全功，同志仍需努力！在我们面前，尚有大量的工作必须完成，使中国能以强国的身份与列强并驾齐驱。现在当务之急是施行民生主义，从事社会上的革命。社会革命比政治革命更属重大，因为社会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平均地权，而地权向来是国民生活的根本，不是放几排枪、扔几颗炸弹就能解决问题的，必须使用和平手段才能奏效。
“在孙某看来，平均地权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征收地价税和土地增价归公。所谓‘征收地价税’，就是私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国家按价征税，贵地收税多，贱地收税少；而‘土地增价归公’则是以后地价涨高的部分归国家所有，同时保留由国家照呈报地价收买的权利，以防地主少报地价。当然，土地是传统经济社会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即便采用征收地价税、土地增价归公等手段，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国人对土地的依赖和眷恋。所以我们还要从其他方面着手。
“首先，我们同盟会要在精神上开展启蒙运动，积极宣传西方的重商思想，让国民摆脱愚昧，增广见识，冲破以往皇权、神权等造成的思想桎梏，减少民众对土地的迷恋，把资金投入到实业与商务中来，以此重建我们的国家。这项工作就有赖遁初诸位了！
“其次，我们同盟会要在物质上以身作则，大力兴办实业，使得中华工厂遍地，机器轰鸣，烟囱密布，高楼林立，火车通行南北，轮船畅游江海。早在二十年前，孙某北上拜谒李文忠公（李鸿章）时，就曾提出国家要使得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现在革命已经初步成功，正是大有为之时，而且孙某卸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也恰好有空闲，所以这项工作孙某当仁不让！
“实话说，中国的经济非常落后，工农业基础非常薄弱，需要发展的实业太多太多！无论是粮、棉、油、纺织、日用品、印刷、蚕丝、茶等的加工，还是煤、铁、石油、有色金属等矿藏的开采，又或者钢铁、石油、机械、水泥等各种原材料的制造，都需要我们同志认真努力。然而要想让各种实业健康发展，前提是必须尽快修建沿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