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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实行部聘教授制度。在大学任教一定年限，声誉卓著，对所在学科具有特殊贡献的教授，经教育部审批通过成为部聘教授。部聘教授为教育界最高荣誉，是教授中的教授，将由教育部直接拨付薪酬，任期5年，期满可以续聘。为表明国家对科技人才的高度重视，部聘教授名额将适当向理工科院校倾斜。
“第五是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为充分调动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速科术事业的发展，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将有教育部出资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每年评审一次，重奖那些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公民、组织。
“以上五种措施并举，经过一段时间，相信应该可以扭转社会上对工匠技师的歧视。当然，我们不仅仅是要消除歧视，而且还要让工匠技师和科研工作者成为阳光下最伟大的劳动者，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尊重！”
视察完城外的诸多院校，孙元起在武昌的行程基本结束。他不耐烦再和黎元洪、饶汉祥等多费口舌，便以事务繁忙为由，匆匆离开湖北。顺江东下，行舟若飞，不一日间孙元起等人抵达了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
对于轮船是否在南京停留，孙元起心里很是矛盾：他既想和孙中山见面好好谈一谈，又不想被人理解成是到南京就职。但他知道，轮船只要在南京停留片刻，肯定会被同盟会的报纸渲染成自己是在向南京国民政府效忠输诚，以此削弱北方袁世凯政权的影响力。
为了避免出现不愉快的场景，孙元起在离开武昌之前曾特意召见中华广播公司和《政经日报》的记者，表明自己只会在南京稍作停留，然后马上换乘火车，前往上海参加新中国党成立大会。其目的就是委婉地暗示孙中山和南京临时中央政府，千万别自作多情！
事实证明，世界永远不会按照你想象的那样运转。
孙元起还在船舱里担心他们在不大肆声张的前提会闹出什么其他的幺蛾子，就听一直呆在甲板上的卫队长冯基善来报：“启禀大人，通过望远镜发现南京下关码头上彩旗招展、人山人海，估计会有迎接仪式，还请大人提前做好准备。”
我顶你个肺啊！孙元起心里忍不住暗骂一句：你们这是装聋作哑掩耳盗铃呢，还是故意耍我呢？在一瞬间，孙元起甚至想让轮船直奔上海，不在南京停留，让他们这群王八蛋在下关码头自娱自乐去！
当然，孙元起如今早已不是政坛初哥，这种孩子气的举动也就只是在心里想想罢了。如果他真要就这么甩手而去，保证孙中山会对他恨之入骨，甚至此生再无相见之时。好在孙中山也不敢做的太过分，没有在码头上打出“欢迎孙百熙先生来宁就职”之类的标语。
船在码头刚一停稳，孙中山便带着黄兴、伍廷芳、王宠惠、张謇、汤寿潜等内阁成员迎了上来，见面就紧紧握住孙元起的双手：“百熙贤弟，自三藩市一别，忽忽睽违已近十载，愚兄朝夕渴慕。今日终于重逢，兴奋之情何以言表！”
孙元起强笑道：“小弟对中山先生也是怀想不已，恨不早日相见，共话别来世事变迁。只是如此大张旗鼓，未免有些——”
孙中山急忙道：“武昌起义不数月竟告成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得以成立，此皆百熙贤弟之力。我们在此隆重集会欢迎革命功勋，有何不可？来来来，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诸位内阁同僚！这位是陆军部总长兼参谋总长黄兴黄克强，是愚兄平时第一知交。”
然后在孙中山内阁的九位总长中，除开他自己这个教育总长，不少都曾和他打过交道。比如实业部总长张謇、交通部总长汤寿潜，原先同属于预备立宪公会，现在又都属于新中国党，是一个革命阵营的战友。再比如财政部总长陈锦涛、外交部总长王宠惠，当年都在孙元起手下担任过湖北法政学堂的教习，而且都是耶鲁大学校友，按照孙元起自己捏造的入学年份，两人得规规矩矩地上前叫一声“师兄”！包括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十年前在经世大学两人也有一面之缘。
介绍完内阁成员之后，孙元起和孙中山携手走下码头。这时各路记者就像见了花的蜜蜂似的，“轰——”的一下围了上来，镁光灯闪个不停，同时七嘴八舌地开始提问。冯基善怕出什么乱子，赶紧带领卫队过来驱赶人群。
孙元起正想找机会表明自己的真实意图，怎么会错过如此良机？当下对冯基善及周围记者大声说道：“我乐意回答诸位记者的提问，不过由于时间关系，每位记者只有一次提问的机会。”
人群登时安静下来，一位戴眼镜的青年率先发问道：“尊敬的孙先生，我是《大公报》的记者，我想问的问题是您此次到南京的目的是什么？您又是如何看待眼下国内局势的？”
孙元起正色答道：“孙某此次路过南京，主要是想换成铁路赶赴上海，参加不久即将举行新中国党的成立大会，随后还会北上查看经世大学受损情况。当然，我在南京转车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拜见中山先生，和他闲坐品茗、畅叙别情。至于眼下国内局势，孙某作为一介教书先生，实在不好信口开河。”
另一个中年记者立马抢过话头：“孙先生，我是上海《申报》记者。您现在对川、晋、陕、甘四省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国内政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今南北形势尖锐对立，全国大战一触即发，您将如何自处？”
孙元起答道：“我觉得这位记者有点危言耸听！现在南北都赞成共和政体，这就是有了互相对话的基础。所谓‘共’，就是二人或多人协同；‘和’，就是和平。共和的言下之意，就是中山先生和项城大帅共同协作，促成天下和平。如果在共和的旗帜下，双方因为争权夺利而大打出手，岂非天大的笑话？即便南北有何分歧，也应当坐下来平心静气地商谈，而不该诉诸武力。元起不揣简陋，也愿奔走其间代为说项，争取民主共和早日实现！”
又有记者提问道：“孙先生，我是《民立报》的记者，请问您会担任南方内阁的教育总长，还是北方内阁的学务大臣？”
孙元起瞅了他一眼，冷冷地答道：“政治分南北，教育不分南北！”
此时一位西洋记者举手道：“约翰逊博士，我是《字林西报》的记者。我听说阁下最近将预备立宪公会改组成新中国党，请问新政党的政治纲领是什么？它将代表哪一个阶层的利益？”
二八八、金陵玉殿莺啼晓
预备立宪公会改组成新中国党之后，孙元起还是党首，原先的三位副会长，除了铁杆保皇派郑孝胥主动退出外，张謇、汤寿潜依然留任，只是新增了杨永泰出任秘书长一职。从领导层上看，感觉“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
孙元起答道：“尽管新中国党的成立给人一种新瓶装旧酒的感觉，但内在宗旨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新中国党的‘新’字，就是表明要与过去立宪主张彻底割裂，与时代潮流共同进步，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中’字的意思是不放弃武力对抗前提下的中庸和平主义，不保守，不激进，以渐进改良的方式改造社会国家；最后一个‘国’字，则是要求全体党员信奉国家主义。
“本来人民主权应当高于国家主权，国家存在的意义是为了保护国民的合法权益。但现在我们中国积贫积弱，根本无力保护国民，让大多数国民的权利受到了侵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应该信仰国家主义，以国家利益为本位，抑制少部分人的私利，全体国民共同为国家的独立、主权、繁荣和强盛而努力，最终让最大多数的国民从中受益。
“我们新中国党的宗旨也正如名称中所昭示的那样，将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紧密团结军人、农民、工人、工商业者等所有一切能够团结的爱国力量，代表全国最广大国民的利益，在国家主义指引下艰苦奋斗，努力建设出一个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话音刚落，马上有记者反问道：“孙先生，如您刚才所言，新中国党主张以渐进改良的方式改造社会国家，那是不是意味着你们对现在的革命持否定态度？”
孙元起迅速摇了摇头：“我们都是现实主义者，认为存在即合理，绝不会试图否认现实。而且渐进改良和激烈革命并非完全对立，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甚至是相互统一的。相信你们大家都学过哲学，都知道哲学里的量变质变定律，其实渐进改良就是量变，激烈革命就是质变。
“辩证法认为，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