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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同甲插话道：“孙大人果然不愧是‘当代圣人’，所教弟子无不卓然成家，像山西都督阎百川、陕西都督赵景行、第四十四混成协协统程颂云、第四十六混成协协统蒋介石等当世豪杰自不用说，没想到咱们湖北军政府的实业司长也是孙大人的弟子，真真是桃李满天下！荆楚蛮荒之地，能得大人在此弘文励教，化育数年，幸何如哉！”
周围官吏也同声赞誉起来。
在一片溜须拍马声中，孙元起只能选择落荒而逃。在船中坐定之后，孙元起笑着问道：“仲拱，你三数年间，从一介书生摇身一变成为实业司长，究竟有何等奇遇？我倒真是好奇的紧！”
李仲揆急忙解释道：“学生从两湖师范学堂毕业后，便被保送到日本留学。当时学生觉得中国之所以屡受外国列强欺辱，是因为没有强大的军舰，无法御敌于国门之外。所以就选择到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后改组为现在的大阪工业大学）学习造船，为祖国造出第一流的兵舰，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构建一个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之新中华。
“在日本学习期间，我进一步接触到革命思想，并有幸加入同盟会，得以拜见中山先生。学成归国后，就在先生改组的湖北高等工业学堂中任教。不久武昌起义爆发，学生因为是同盟会会员，又在日本学过理工，因而被湖北军政府任命为实业司司长。说来也不过是机缘凑巧罢了，并非真有什么过人本领。”
“照这么说，你还真是我的学生！”孙元起自嘲道。因为“实业部（司）”是湖北军政府在国内首创，川陕甘三省并没有这样的机构，孙元起还有些好奇，“仲拱，你们实业司主要做些什么工作？”
李仲揆答道：“所谓实业，就是指以生产制造为主的工商企业。近代以前，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没有成熟的实业，所以在外国列强坚船利炮和大型工厂的威逼下，国力日渐衰弱，民生日益困窘。有志之士见此情形，便提出要通过振兴实业，来改善民生。我们湖北军政府在成立不久，就根据形势设立了实业部，现在改叫实业司。
“先生问我实业司主要做些什么工作，这倒有些不好回答。因为武昌起义爆发以来，长江沿线战事不断，湖北各处工矿企业大多停产，实业根本无从谈起。之前我主要是翻阅往日的卷宗档案，再亲自到各厂矿实地走访调查。现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眼看国家即将一统，所以我现在准备为湖北省拟定一个兴实业的计划，以备国家采纳。”
孙元起点点头：“仲拱能有此想法自然极好！未来十年，虽然国事未必尽如人意，但对于民族实业来说却是个难得的黄金发展期。如果能够抓住这个机遇，确实可以有效改善民生。”
李仲揆闻言却没有几分兴奋的味道，反而显得有些萧索：“我在湖北军政府中任职虽然只有两个月，可是除了最初的兴奋之外，没有感受到任何值得夸耀的事物。在这里，依然到处弥漫着旧政府的倾轧构陷和腐败无能，让人感觉不到新生的蓬勃朝气。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呆在学校，研究那些实实在在、不容半分虚假的科学技术，而不愿和那些势利谄媚的官僚打交道！”
尽管自生民以来，研究自然、利用自然的好奇者就已经出现，并受到人们的尊重，但在文明时代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科学家、技师、工匠等却与政治几乎绝缘。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创始人之一的拉斯韦尔在其《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社会中如此重要的工程技术却很少能上升到显要的地位。人民的英雄很少是工程师或物理科学家出身的。不管由于机械、电气及化学能源应用到生产上而出现了多少机会，这种情况却仍和过去一样没有变化。”个中原因，除了理工和政治疆域分明外，或许更多的是像李仲揆一样，喜欢明确唯一的科研，讨厌和反复无常的政客打交道吧？
孙元起沉吟片刻说道：“既然你不愿意和那些势利谄媚的官僚打交道，那你就回到学校继续研究科学技术吧！在当今中国，不是缺乏做官的人，而是缺乏干实事、解决实际问题的科研人员。”
李仲揆有些犹豫，反问道：“可是研究科学技术能为革命做什么呢？又能为中国做什么呢？”
二八六、便下襄阳向洛阳（上）
科学能为革命、为中国做些什么？
这是一个很功利、也很现实的想法。就像在二十一世纪，学生选择专业时首先考虑未来就业前景如何、能否获得高额薪酬，所以法学、医学、管理等院系分数居高不下。而在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知识青年肩负着复兴国家、振兴民族的重任，在选择自己未来的职业时出发点往往是自己所学能为国家、民族做些什么？
——当然，那个年代知识青年都是精英阶层，只要能从大学毕业，工作薪水都足以保证他们过上中产阶级的幸福生活，根本无需为妻子、房子、车子、票子、孩子等“庸俗”的尘世问题担心，也没有网络、电视、KTV等迷乱他们的生活，因此他们才能更多地考虑温饱以上的人生价值和历史使命！
或许我们现在回头审视那一代青年人，会觉得他们有些高尚、有些虚伪、有些不可理喻、还有些遥不可及。其实他们希望为国家民族做贡献，和我们现在追求名利并无二致，都不过是时代风潮所致。国家破败如此，人民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谁还有闲情逸致躲在书斋里玩弄小资情调？谁还会由着自己的性子研究一些华而不实的项目？
看着李仲揆灼灼的眼神，孙元起有些默然，一时间竟觉得无从说起。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科学到底意味着什么？是象牙塔中艰涩难懂的理论，还是实验室里稀奇古怪的仪器，又或者是坚船利炮、电报铁路？这些似乎都离日常生活太远，和民生没有太大干系。
如果说科学对革命、对国家有用，武昌起义中为何看不到科学的踪迹？各省勇举义旗的革命志士又有几个是学习科学、研究技术出身的？
现阶段的中国，解决温饱、统一全国、抵御外侮才是当务之急，因为短期内很难让国民体会到科技带来的实惠，像“科教兴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更多还是停留在纸面上的口号，而不是深入人心的执著理念。
见老师陷入沉思，李仲揆急忙起身告辞，被问题困扰的孙元起也没有起身远送。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李仲揆的问题一直盘旋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孙元起思想在激烈冲突，但轮船却在滔滔江水推送下，很快抵达行程的第一站：武昌。
武昌作为湖北省府，迎接的礼仪规格又非宜昌所能比及。别的不说，仅中华民国临时副总统兼领鄂督黎元洪亲自到码头恭候，无形中就把档次提高了好几级。孙元起不敢托大，赶紧快步上前见礼：“劳动黎大总统出门远迓，孙某实在诚惶诚恐，受宠若惊！”
黎元洪赶紧扶住孙元起：“黎某久闻孙总长大名如雷贯耳，只恨一直无缘识荆，此番相见终于可以了却一桩心愿，幸何如哉！而且此番孙总长出川，南北各方均翘首以盼，黎某待罪鄂省，自当略尽地主之谊，扫榻以待，倒履相迎！”
孙元起连连逊谢道：“黎大总统奖誉太过，孙某实在愧不敢当！”
黎元洪笑眯眯地说道：“川鄂两省唇齿相依，理应守望相助。你我二人若是以‘黎大总统’‘孙总长’相称，未免有些太过见外。黎某痴长几岁，不如就托大自称为兄，叫你一声‘贤弟’，如何？”
孙元起赶紧答道：“恭敬不如从命，那小弟就僭越高攀了！”
“如此甚好！”说完，黎元洪右手虚引一下：“贤弟请！”
就在此时，码头上突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几个白发皤皤的老叟手里托着酒案，颤颤巍巍来到近前：“孙总长昔日执掌鄂省学政，废旧立新，救偏补弊，兴办学校，化育子弟，我荆楚两千四百万士民无不时时感念。今闻总长路过武昌，特命老朽等以薄酒数盏敬献于前，略表谢忱！”说着执起酒壶斟满酒水，恭谨地端到孙元起面前。
孙元起知道推脱不过，只好端过酒盏连饮三杯，周围众人轰然叫好。
这事还不算完。刚谢过几位老者，一群年轻学生捧着红绸包裹的丈余大匾来到跟前，齐齐地朝孙元起深鞠一躬。领头的学生说道：“孙先生当年总理湖北学务，确定教材，开办学校，裁汰冗员，选拔良师，泽溉我辈实多！后学受湖北高等工业学堂、两湖师范学堂等院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