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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0位少将授衔时平均年龄为44。8岁，其中最年长的是史克全，63岁；最年轻的是曹达诺夫·扎依尔、徐斌，只为35岁。当然，如果把这个范围缩小到1955年授衔的807位少将身上，他们授衔时平均年龄则为43。18岁。其中50岁以上的少将85人，38岁以下的少将90人，多数人是在1914年左右出生。
所有的将帅中，共有1083人参加长征，占总数67。10％。其中，江西人有303人，包括上将3人、中将37人、少将263人。
逻辑很混乱？数据很莫名其妙？不过我们根据这些数据，可以简单排出一位普通少将的年谱：
1914年，出生在江西或者周边的安徽、湖南、湖北。
1929年，15岁，家乡闹革命，参加活动。
1930年，16岁，参加红军。
1934年，20岁，开始长征。
1955年，41岁，被授予少将军衔。
发现没有？很多人开始革命、参加红军的年龄都才十五六岁！
在我们耳熟能详的革命故事里，也有很多未成年人的身影，少共师、儿童团、少先队，潘冬子、王二小、小兵张嘎、刘胡兰。
赵景行再次深深盯了杨度一眼，没说任何话便转身离去。但杨度却没有丝毫失意，反而满脸微笑，因为他知道赵景行已经采纳了他的意见。
二三九、苟利国家生死以
忙完了赵景行的事情，孙元起又赶紧以朝廷名义在各大报纸上刊登信息，向全国征集医生和看护。令人感动的是，中外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十分踊跃，很快就足以组建一所合格的传染病医院。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更是主动向自己推荐了一位大牛：伍连德。
伍连德，字星联，祖籍广东台山，1879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1896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英国女皇奖学金，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学医，专业研究传染病和细菌学。1903年，以有关破伤风菌的学术论文出色地通过剑桥大学博士考试，被授予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回到马来西亚开设诊所。
虽然他自幼生长在海外，但却有一颗赤忱报国之心。1907年应清政府之聘，出任北洋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在真实历史中，他作为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主持了此次抗灾工作，短短四个月就扑灭了疫情，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但这位被誉为“中国检疫与防疫事业先驱”、为中国的现代医学建设与医学教育、公共卫生和传染病学作出开创性贡献的医学家，却很长一段时间都消失在科学史研究人员的视野中。直到2003年非典大爆发，这位“鼠疫斗士”才被人从故纸堆里翻出来，重新赋予他应有的荣誉和光环。
2007年诺贝尔基金会网站上披露，伍连德在1935年曾以其“在肺鼠疫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发现了土拨鼠在其传播中的作用”而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提名。这意味着，他是华人世界第一位诺贝尔科学奖的候选人。伍连德的名字再次引起科学界的极大关注。
对于这样的人，孙元起觉得应该给予最大的尊敬。接到施肇基的推荐之后，他不敢怠慢，连忙和赵景惠等人一起搭乘火车赶赴天津，登门拜访伍连德。
赵景惠等人研究青霉素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本来准备一鼓作气完成项目。听说孙元起北上主持防疫事务，她们放下手中工作，主动请缨前往。鉴于她们态度执著，防疫也确实需要专业的药物研究队伍，而且赵景惠等人在研究黄花蒿素、青霉素时积累大量对付病毒的经验，于是就同意了。
到了天津后，孙元起穿着棉袍，轻车简从来到北洋陆军军医学堂。
北洋陆军军医学堂是袁世凯于1902年在天津创立，专门以培养北洋陆军军医为目的。最初学生为四十人，从天津附近居民中招募。1906年，学校从天津东门外海运局搬迁到海河北岸的黄纬路，学生人数逐渐增多，如今在校学生有一百五十名，分为三个班。
就像后世的军事院校一样，北洋陆军军医学堂门口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哨兵，边上立着块大牌子：“军事禁区，严禁入内。”
孙元起径自走上前问道：“我们来拜访伍连德伍先生，他在学校么？”
哨兵看了他一眼：“伍监督在，但你不能进去。”说着，嘴朝大牌子方向努了努。
孙元起道：“还麻烦你去禀报一声，就说孙元起前来拜访，商谈东北防疫事宜，还请拨冗相见。”
哨兵硬邦邦地吐出两个字：“不见。”
孙元起皱起眉头：“我和你们伍监督有要事相商，你说不见就不见？”
哨兵嬉笑道：“有什么要事？是老婆感冒发烧，还是孩子出天花？”
孙元起冷冷地哼了一声：“既然你不去，那我自己去！”说完迈步朝校园里走去。
哨兵见他硬闯，赶紧卸下肩头的汉阳造，就想拦人。跟在孙元起后面的程子寅，用手轻轻拨开刺刀：“小子，我们老爷可是钦差大臣、学部左侍郎。你要敢乱动，小心诛你九族！”
“啊？”在哨兵淳朴的想象中，钦差大臣都是穿着簇新官服、坐着八抬大轿的主儿，前面鸣锣开道，后面侍卫环拱，哪有这样书生打扮的？难道是明察暗访？
哨兵不敢怠慢，利索地把枪挎在肩上，在前头一路小跑：“小的给老爷带路。”
离伍连德的办公室估计还有二三十米，那哨兵就大声叫道：“钦差大人驾到！”不用说，这小子肯定是相声听多了。
这一嗓子把周围屋里的人全都吼了出来，大家四下张望，除了看见哨兵身后跟着几个青年人，并没有发现任何钦差大人出现的迹象。正疑惑间，孙元起朝大家抱拳说道：“本人孙元起，奉旨负责东北防疫事务，特来拜访伍监督。”
一听这个年青人自称是钦差大臣，周围人纷纷上前跪倒，包括学堂总办徐华清、副监督伍连德。让孙元起非常意外的是，这位剑桥博士居然也戴着瓜皮帽、穿着长棉袍，和其他中国人并无二致。
几个不跪的想来是日本教习，听说是“孙元起”，赶紧凑上来问道：“您就是经世大学的孙百熙先生吧？”
“正是孙某。”
四五个日本人立马恭敬起来，规规矩矩地鞠了九十度的深躬：“敝人平贺精次郎等见过孙先生！初次见面，请多指教。”
寒暄之后，孙元起在伍连德办公室坐定，开门见山地说道：“数月前，东北鼠疫爆发，国民死者无数。日、俄两国照会中国政府，认为疫情危害到日、俄侨民的生命安全，要求独立主持东北防疫事务，控制疫情发展。朝中诸公认为，这两个国家都属于狼子野心，表面上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积极参与防疫工作；其实是包藏祸心，觊觎东三省主权。为了堵住它们的嘴，所以紧急发布敝人为钦差大臣，专门负责防疫事务。但敝人对于医学一窍不通，只好来请求伍先生您出马。”
伍连德从小到大，学的都是英语，来中国这三四年才开始学习中文，说话还不是很流利：“毫无疑问，政府任命您为钦差大臣是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因为你是当今大清唯一的杰出科学家，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声誉，外国学者见到你，都会给予你足够的尊重。就像刚才的日本人平贺精次郎，他是日本陆军医院院长、陆军二等军医正，被袁世凯先生聘请来做总教习。他对所有的中国师生都抱着一种鄙夷的态度，即便我是剑桥大学博士，他也没有足够的尊敬。
“我一直以为他就是这个傲慢脾气，从来不知道尊敬为何物。但今天他见你却毕恭毕敬，才发现他也会给人鞠躬。此次东北防疫，日、俄必然会派出顶尖传染病专家参与，就我所知，日本已经派出了鼠疫杆菌的发现者——著名学者北里柴三郎。如果朝廷派出其他人，那些外国高傲的专家学者会听从中国人的指挥吗？”
北里柴三郎，生于1853年，是日本第一位诺贝尔奖级别的科学家。他首次在无氧环境下培养出纯粹的破伤风杆菌，开拓了血清学这一新的科学领域，并发现有效医治破伤风的血清疗法。1901年第一届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就颁给了这个成果，但很显然，评奖委员没有勇气让一位黄种人成为首届诺贝尔奖得主。
孙元起笑道：“我只会写一些别人看不懂的文章，唬弄那些洋人。这回我接着装高深，镇住那些妖魔鬼怪，让他们不要兴风作浪。至于防疫的事情，还得请伍先生出马主持。”
伍连德思忖片刻，反问道：“孙大人，你想让我做些什么？”
孙元起在来之前就考虑好了这个问题：“我想请你出任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主要负责三件事：第一，审订这本《防疫手册》，并指导实施。你也知道，我国国民对于传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