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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部环境来说，清政府不甘心就此沉沦，在各种势力推动下开始了立宪进程。首先是1906年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在那之后又采取了很多改革措施，比如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九年筹备清单；1909年成立各省咨议局，选举议长等等，都让人以为朝廷开始励精图治。国内外很多华人也认为，清政府尚未完全腐败，完全可以通过改革，使得中国向君主立宪转变。
这些都给同盟会带来很大的压力：如果清政府预备立宪获得成功，那同盟会的民主共和理想就再也无法实现了。而且这些年来同盟会会员发动的一系列武装起义，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再给损失大量革命精英的同时，也让革命士气大为低落，不少同盟会成员开始有些三心二意。受此鼓舞，一定消停下来的保皇派也甚嚣尘上，在报纸对革命派展开了激烈的攻击。
外部环境恶化，同盟会内部也不消停。以陶成章为首的原光复会系统成员，因为财务和人事问题，在同盟会内外散发攻击孙中山的言论，说孙中山贪污公款、不救济《民报》等等，先后发起两次“倒孙风潮”。这种攻击使革命派内部人心更加涣散。
很多华侨看到陶成章等人散发的传单后，也不再愿意捐款给同盟会，让同盟会的状况进一步恶化。杨度捐给孙中山的四万美金，不啻于久旱后的及时雨，给苦苦挣扎中的同盟会扎了一剂强心针。
但同盟会沉疴太深，一剂强心针显然不足以让它振作起来。在这万马齐喑的时刻，一位美男子毅然站了出来，自告奋勇要给同盟会下一服猛药：
暗杀大清政要！
二三二、此头须向国门悬
不错，这位美男子就是鼎鼎大名的汪兆铭。
所谓美男子，可不单是生得一副好皮囊。说句实在话，谁在年轻时没帅过？没准儿蹬三轮板车的猥琐大叔、挤公交的秃顶中年人，十多二十岁时也是眉清目秀的好小伙。可是岁月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曾经拥有的美好，只留下衰老和丑陋。美男子则不然，他们除了姣好的容貌，还有优雅的气质和深厚的底蕴，岁月在他们身下留下的印记，只会为他们增添成熟的魅力。
汪兆铭便是这样的美男子。他21岁赴日本留学，进入东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第2期学习，毕业后考入法政大学。在1905年7月日本东京召开同盟会筹备成立会议时，汪兆铭是同盟会章程起草人之一。同盟会成立后，他又出任评议部评议长，同时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要撰稿人。
这位帅哥笔头子非常厉害，理论功夫也非常扎实，在批驳满清专制和保皇党改良主张的同时，迅速丰富和完善了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成为同盟会中少有的理论家，很快获得孙中山的青睐。
虽然孙中山没有龙阳之好，但身边有位美男子总是件赏心悦目的事。所以在1907年之后，他便带着汪兆铭来往于新加坡、吉隆坡、苏门答腊等地，进行革命宣传，鼓动华侨捐款，协助发起武装起义。
可到了1909年底，形势急转直下。在南洋华侨中，似乎君主立宪那一套更有市场，同盟会捐款随之锐减，在国内发动的一系列起义也先后以失败告终。汪兆铭骨子里是个悲观主义者，因为看不到革命成功的希望，情绪日渐消沉。
此时的汪兆铭还没有沦落为汉奸，而是位志行高洁的革命青年，苦思良久之后，决定以一死来激励革命。他想到的招数就是到北京暗杀满清重臣，振奋天下人心。暗杀虽然简单、粗暴，但不可否认，它确实非常有效。所以汪兆铭不顾孙中山和黄兴的劝阻，组织了一个暗杀团队，陆续来到北京，准备干一番大事业。
暗杀小组有七个人，汪兆铭、黄复生、黎仲实、喻培伦、胥醒、方君英、陈璧君，其中汪兆铭是领导者。尽管是热血青年，但脑袋还没有被热血烧糊涂。来到京城并不是立马动手，而是先开了一家照相馆作为掩护，展开暗杀前的调查工作。
就这样，1910年初，在北京前门外开张了一家“守真照相馆”。清末的照相馆，就好比今天的私人会所、SPA水疗馆、健身中心，是个非常时髦的玩意。开张营业以后，居然很快顾客盈门，生意非常红火。
生意只是捎带，暗杀才是照相馆的主营业务。他们受吴越成功刺杀经验的影响，首先把目标定为海军大臣载洵、军谘府大臣载涛。因为这两位爷刚好结束欧洲考察，要在前门火车站下车，而当年吴越正是在火车站暗杀得手的。
那个年代的火车站可没有严格的安检，汪兆铭和黄复生迅速携带炸弹，很轻松潜入了车站。一进车站，汪兆铭就觉得选对了地方：这里人流密集，人声喧腾，事前易于乘机接近目标，事后又可以混进人群安全撤退，最是适合刺杀。
这是汪兆铭等人第一次下手，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难免有些紧张，心跳明显加速，手心开始出汗，再三检查炸弹的起爆装置，确保一击必杀。
随着火车到站，车站里更加拥挤，加上采光不足，很难辨清人脸。他俩随着人群来到火车附近，汪兆铭气喘吁吁地说道：“复生，你找找那两位贝勒爷在哪节车厢。”
黄复生一边抹汗一边摇头：“我没见过照片，不晓得他们长什么样。你认识他们，还是你找吧！”
汪兆铭满脸惊愕：“我也不知道啊！我还以为你事前侦查清楚了呢！”
两人面面相觑：这下糗大了！出来搞暗杀，居然连人都不认识，古往今来有这么玩的么？
“赶紧找人问问！”汪兆铭急忙道。见不远处有位老头，赶紧挤过去问：“大爷，您知道洵贝勒和涛贝勒在哪节车厢么？”
老大爷憨厚一笑：“俺哪知道？你们问站长去！”
问站长去？难道见了站长跟他说：我们俩来刺杀两位贝勒爷，麻烦给咱指个路？汪兆铭道了声谢，赶紧再去问别人。
搁在今天，载涛、载洵哥俩就是中央军委委员、兵种司令或四总部部长，行踪属于国家机密。汪兆铭想在短时间内搞清楚，怎么可能？在人群里窜了半天，依然毫无头绪。而且他们在人群里不安分地挤来挤去，已经惹得不少人暗暗戒备：这俩小年轻不会是？
事到如今，总不能把炸弹随便往人群里乱扔吧？尽管暗杀就是搞白色恐怖，但也不能滥杀无辜。否则就不是激励革命、振奋人心了，而是给同盟会抹黑！俩人相互对视一眼，只好灰溜溜地退回照相馆，再做其他打算。
紧接着暗杀小组把下一个目标定为庆亲王奕劻。这家伙腐败无能，卖官鬻爵，实在太招人恨了。如果能把他杀掉，不能能鼓舞士气、提高同盟会声望，也为天下人出了一口恶气。
他们接受第一次失败的教训，不仅搞来奕劻的照片，还摸清楚奕劻的出行规律。他们吃一堑长一智，可奕劻也不傻。就在数年前，铁帽子王之一的肃亲王善耆被人炸死。同样是铁帽子王，奕劻可不认为自己的命比善耆更硬些。所以庆亲王府戒备森严，出入警卫滴水不漏。汪兆铭苦等月余，还是狗咬王八——无处下手。
清政府就算再腐败、再无能，毕竟基本的政府职能还在，尤其像京畿重地，各种安防密探定然少不了。守真照相馆三六九关门打烊，瞧着就不像正经做生意的，早晚被人瞅出端倪。所以京城不能久留，必须尽快完成刺杀任务，远走高飞。
短暂考虑后，汪兆铭决定“射人先射马，炸贼先炸王”，把刺杀目标直接升级为摄政王载沣。经过细致的考察，暗杀小组决定在载沣上下朝必经的银锭桥实施暗杀。
银锭桥现在还有，逛过后海的读者对它一定不陌生。这座桥位于后海的中部，是东西交通孔道。如果你想从东岸去西岸，又不愿顺着湖边绕一大圈的话，银锭桥就是必选之路。
选定地点，汪兆铭等人开始拟定暗杀计划：在银锭桥上埋炸药，等载沣过桥时引爆。为了确保一击必杀，由黄复生出面，找了一家名叫鸿泰永的铁匠铺专门订做一个大铁箱子，把此行所带炸药全放了进去，然后带到银锭桥掩埋。
计划倒是挺好，可是他们明显忽略了清政府的另外一支有生力量：巡警。
早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清政府就设立了巡警部，京师随即设立内、外城巡警总厅，负责日常安保巡逻任务。在招募巡警时，朝廷为了减少公务人员开支，决定废物利用：在地方上，巡警由腐化堕落的绿营兵丁充任；至于京城，巡警则尽量招用混吃等死的八旗子弟。
如此一来，巡警队伍的素质就可想而知，估计也就天朝战无不胜的城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