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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好脾气的罗振玉说到这里也有些咬牙切齿，还怕孙元起不信，举例说道：“就说今年春天发生的事儿吧。前年学校多招收几名日本留学生，日本公使和东京帝国大学为了表示感谢，不是特意赠送了一百五十株樱花么？”
这事儿孙元起倒是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那一百五十棵樱花树送来之后，便移栽在佟文楼后的小路两侧。日本公使听闻佟文楼的来历后，心血来潮，又另外送了一座鸟居立在小路上，鸟居的匾额上写着两个大字：樱道。孙元起这个南方人见了这两个字，怎么念怎么觉得别扭。是日本人恶趣味？还是自己心理太扭曲？最后还是请杨守敬题写“樱花小路”替下那个匾额，才算去了心中的憋屈。
正因为这件事，孙元起对那些樱花印象特别深刻。罗振玉一提及，便早已记了起来。
见孙元起点头，罗振玉继续说道：“那些樱花经过一年的生长，今年终于全部开花。盛开时节，满树烂漫，如云似霞，春风一吹，落英缤纷，端是艳丽。结果那群破落户就寻了来，不仅带了酒菜，还特地去八大胡同请粉头来侑酒，扮什么诗酒风流。更有甚者，酒酣耳热，爬到树上，将枝头樱花全部捋下，互相抛洒，以为笑乐。当时惺老正好也在赏花，见了这群恶少年，挥舞着拐杖就冲上去想教训教训他们。要不是保安看见，还不知会出多大的事儿呢！”
孙元起也是大为光火：无论哪里，都少不了这些搅屎棍。东京有，北京有，连离京城几十里远的学校里面也有，真是阴魂不散！当下沉声问道：“这类人多么？”
“幸好不多，估计也就百十来人。如果再多些，校园就永无安宁之日喽！”罗振玉顿了顿，又说道，“不过今年秋天以来，这群人倒是很少来了。即便来，也比以前安稳许多。”
“为什么呢？”孙元起奇道。
“深秋时节，学校后山有几处红叶很是可观。那群青皮不知怎么知道了，也过来附庸风雅，当然，也做了不少大煞风景的事儿。结果被你那几个弟弟看见，便找来几个有背景的同学，再加上学校保安，在学校外面拦住他们，狠狠教训了一回。自此以后，他们就长了点儿记性”罗振玉笑道，“说起来，学校还得感谢他们呢！”
想起昨天孙多男、孙多益、孙多士、孙多煃几个看到自己畏畏缩缩的样子，孙元起不禁哑然失笑，看来这群嘎小子，真还有些可爱之处！接着又问道：“那还有两类人呢？”
“如果说第一种人最可恨，那么第二种人无疑就是最可爱的了。这些主要是外地的青少年学子，因为错过学期、或是家境贫寒、或没有考上我们学校，前来旁听借读；此外还有部分是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等学校的学生，因为兴趣爱好，来学校问问题、做实验。这一类人尊师重教，学习非常刻苦，平时住在校外，除了吃饭时在食堂和本校学生抢饭外，对学校再无其他负面影响。”罗振玉对这些好学上进的晚辈也是很看重，“至于第三类人，主要是京中大小官吏，趁着休息日来学校或访友、或赏景、或借书。虽然只有几十人，但他们身份特殊，偶尔会提出一些非分的要求，让我们进退两难。”
“比如？”孙元起蹙眉问道。
“比如？”罗振玉转过头看了看王国维，“这个问题，静安应该最有切肤之痛吧？你来说说？”
王国维点点头：“好，那我来说说。”
看得来他确实有不少郁闷需要倾诉：“我们学校图书馆从建立到现在，虽然只有数年时间，但数量之多、种类之全、版本之富、质量之高，却都堪称全国之最。尤其是众所周知的殷商甲骨和敦煌遗书两大特色馆藏，更是独一无二！”
孙元起明白王国维话里“众所周知”的含义，因为图书馆中还有一些不为人所知的特色馆藏，比如《永乐大典》残本、《四库全书》底本，放在全国来说，也是蝎子拉屎——独一份！
“出于欣赏、治学、猎奇等目的，京中大小官员经常在休沐之日，到图书馆借阅。如果单纯是借阅，我们自然无话可说，毕竟这是先人遗留的瑰宝，不能成为私家之秘。可他们一看甲骨有十多万片、敦煌写本有四五万卷，就会私心大动，或明或暗向我们示意，想索取一点作为纪念。在他们看来，反正你们甲骨、写本那么多，少一点能有多大干系？”王国维边说边摇头。
孙元起也是愤愤然：人心真是难测啊。
王国维继续说道：“普通小官也就罢了，关键还有些大员，比如端陶庵，就派自己管家拿着书信来学校，按照仲容先生《契文举例》中的拓片，按图索骥，要求借阅相关甲骨。你想想，书中选取的那些甲骨，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是十多万片甲骨中最精华的部分，人家一张嘴，就想全部借走！谁不知道他这一借，肯定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他是两江总督，如果你真要去讨还，估计连他大门都进不了！
“再比如山西提法使李木斋，软磨硬泡，非要进存放敦煌遗书的藏经馆。等进了馆，他很洒脱地朝我一挥手，‘你不用陪我，我自己看就好’。谁不知道当年《永乐大典》就是被人藏在包袱里，一本本地偷出来的？他真要在身上藏上几卷经书，难道我们还能直接搜身不成？”
孙元起也有些犹豫：是不是图书馆对公众开放的规定有些草率？
王国维叹了一口气：“为了保护好这些国宝，我可是得罪了无数人。像对端陶庵的管家，只能托辞出外买书，在海王村躲了将近一个月；至于李木斋，我和副馆长叶直山厚着脸皮，寸步不离，愣是在藏经馆里面陪了他一整天！”
“甲骨和敦煌遗书，毕竟有甲天下、藏经馆两个专门的存放地方，看守严密，严禁外借，倒还好些。至于那些刻本、图书，数量太大，图书馆工作人员很难监管到位，保护难度可就大了许多！”王国维满脸苦恼，“尽管大家都很努力，可是雅贼们实在太多，光今年一年，就至少丢失一百三十册以上图书！”
看来偷书的读书人，远不止孔乙己一个人！
“如果偷书还能防，那么撕书就防不胜防了！”
“撕书？”孙元起脸色开始发青。
“是啊，有些借书人比较懒或比较贪，看到书中某一页对自己比较重要，就把它撕下来。书还回来的时候，我们如果不一页一页翻看，根本不会发现。正因为如此，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种书被损毁！”
张元济在一旁叹息道：“现在我才知道魏默深的可恨！”
没错，魏默深就是历史书上编写《海国图志》的那个魏源。这位清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在藏书史上也是位鼎鼎有名的恶人。
首先，他喜欢偷书。据龚自珍《跋泰山刻石残字》一文记载，他旧藏的《琅琊刻石》和《玉版十三行》拓本都被魏源偷走，以至龚自珍特地写下这段话，最后说道：“万勿令此一类朋友入斋中。”魏源南下的时候，他南方的一个朋友直接说道：“贼来了！”（默深行将南来，季氏有言曰：“盗不远矣。”）
其次，他经常撕书。这是清末另一位著名藏书家叶德辉——即现在经世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号直山——在《藏书十约》中记载的，说魏源借朋友的藏书，见到应抄的部分就裁割下来，以原书见还。所以叶德辉认为他“太伤雅道”，而且“心术不正”。
“那学校图书馆采取什么措施没有？”孙元起赶紧问道。
一八七、满架堆床是五车
“怎么没有？”王国维道，“为此，我们已经取消了所有校外人员的外借；即便本校学生，现在也只能外借嘉庆元年以后的书籍，每次限两册。其余都只能在图书馆内阅读。
“即便是普通借阅，也要事先凭借有效证件和有效保人办理借阅证。每次借书，都要在书后的借阅卡上登记姓名。借阅者在借书时，要检查图书缺损情况。如果发现损毁，除了登记，还要追溯上一个借阅者的责任；如果没有发现，而下一位借阅者发现出现损毁，则追究此借阅者。损害者除了以后禁止借书外，还要进行赔偿和罚款。”
“为了防止墨水污损书籍，图书馆提供铅笔，严谨携带其他笔墨进入图书馆。
“至于部分珍贵的宋元刻本、海内孤本、稿本、抄本、校本等，则已存放在佟文楼，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