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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峻拒，只好答应在临走前到东京帝国大学做了一场演讲。
无论是牧野、滨尾，还是田中馆、长冈，闻言俱是大喜。在演讲开始的前两天，便专程又到旅馆拜会孙元起，询问相关事宜，包括演讲题目、演讲时长、演讲听众人数等等。看得出他们对此次讲学非常重视。
孙元起也是早已想好演讲的内容。
无论我们怎么痛恨、辱骂、贬低日本人，但必须要承认日本国民的平均智商、学习能力和拼命程度，在世界民族之林都绝对占据显赫的位置。所以，对他们必须要像猫教老虎一样——留一手！这也就决定本次演讲，孙元起不会涉及发展如火如荼的原子物理学和电子学。
一年前，孙元起先是在《经世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大爆炸宇宙理论；数个月前，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英国皇家学会进行相关演讲，引得众多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先后就此发表评论文章，那这个新鲜出炉的理论被炒得火热。此类谈空说炫的东西作为在东京帝国大学演讲的内容，无疑最为合适。甚至题目孙元起都已经拟好，就叫《大爆炸宇宙理论及其存在的若干问题》。
田中馆爱橘、长冈半太郎既惊且喜，喜的自然是孙元起要给日本学者讲述现今学界最新最火爆的理论。惊的是这个理论实在是太新潮、太前卫，日本现在还没有任何学者涉及这一领域。尽管东京帝国大学是目前日本水平最高的科研机构，但放在全世界来比较，那完全不够看。尤其是对这种最新的理论，关注度不够，接受力不强。如果不事先临时抱抱佛脚，演讲的时候真就变成对牛弹琴了！
惊喜之余，田中馆、长冈都一再请求孙元起尽快给出演讲提纲。孙元起倒是很好说话，随即拿出纸笔，洋洋洒洒写了数百字，递给了他们。
田中馆接过仔细看时，发现提纲却是用汉字写的，心中一动：“约翰逊教授，你这次演讲准备用什么语言？”
“汉语。”孙元起笃定地答道，尽管眼下三人交谈是用英语。
“……”田中馆张大了嘴巴。
幕府时代，汉语倒是日本人的首选外语。自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论调甚嚣尘上，汉语地位一落千丈，科学研究领域更是重灾区。如果说人文社科领域，还有一些读汉文、写汉诗老辈人对汉语抱有依恋之情；那么本身就属于舶来品的自然科学领域中，汉语完全没有任何立足之地。即便现在有孙元起这种逆天级人物的强势崛起，暂时也无法改变这个现状。
“我们学生的外语一般都是英、法、德三种语言。准备到经世大学就读的学生倒是学的汉语，只是要做翻译，怕是不合格的。”长冈也是满脸苦涩。
在十九世纪之前，因为欧洲大陆是科学技术的发源地，科学论文的主要使用法语。随着英、美、德诸国科研实力的增强，渐渐演变为英语为主，德语、法语为辅的局面。到了二十一世纪，那完全是英语一家独大，甚至连写汉语言文学的论文，前面都要加个英文提要的狗尾巴。
“不是东方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孙元起对苦着脸的田中馆、长冈说道，“这些年，欧风美雨侵袭东方，极大地影响了东方文明的发展，甚至我们中、日两国的语言遭到极大冲击。在这个时候，作为‘同文同种’的我们，必须齐心协力，共同捍卫民族语言的纯洁性。民族语言纯洁性的一个很重要方面，就是科学名词和科技术语的规范。”
客观地说，清末以来，日语对于汉语的影响非常巨大，尤其是表现在词汇上。网上曾有人写文章说，汉语中70％的词汇来自日语。毫无疑问，这种说法是片面的，也是错误的。但汉语中好多词汇确实来自日语，而且比例不低，这不容否认，客观估计是在30％左右。
仔细分析原因，主要是由于清末以来，西方的各种新鲜事物蜂拥而至，中国传统语言中并无对应的名字；而且当时书面语正处于典范文言文向现代白话文急遽转变的过程中，语言实践和翻译理论都不成熟。最初的时候，中国文人是采用音译。比如“电话”，根据英语单词telephone的读音，翻译成“德律风”；再比如“议会”，则根据parliament的读音，翻译成“巴力门”。至于鲁迅杂文中的“费厄泼赖”（fair play）、“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罗曼蒂克”（romantic），就更为我们所熟知了。
而恰好此时，日本在西方文明向东方的传播过程中，处于二传手的位置；日语经过明治维新之后数十年的发展，对于西方词汇的翻译已经达到得心应手的阶段。中国留学日本的学生又最多，他们自然而然地充当传播者的角色，将日语中的词汇带到汉语中来，其中就包括“科学”“技术”二词。
不过汉语作为至少存在四千年的悠久语言，自然有他过人之处。当现代汉语转型成功、翻译理论成熟、可以直接向欧美源头取法之后，汉语词汇迅速开始了自己的学习和进化。尤其在新中国闭关锁国的三十年（1949…1978）间，现代汉语词汇完成了对舶来词的一次消化。很多外来词因为包括政治在内的各种因素，被强制转化为民族语言。
改革开放之后，大陆新产生的汉语词汇更是走上了和日本、台湾乃至香港不同的道路，比如科技领域的信息（资讯）、打印（列印）、网络（网路）、上传（上载）……而片假名的大范围使用，也使得日语创造汉字词汇的能力急剧缩水，对汉语影响力日益萎缩，甚至有和汉语分道扬镳、背道而驰的趋势。
孙元起此时的想法，就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逐渐规范中、日语言中的汉字科技词汇：“我在中国编译教材、出版学报，其中就有规范科学名词和科技术语的意图。现在我在日本，用中文演讲，既是一次尝试，也是一次示范。”
既然如此，田中馆和长冈只好回去想办法找称职的翻译了。
在演讲的当天，长冈先生又亲自到旅馆迎接孙元起。等马车到了东大本乡总校区门口停下的时候，就看见滨尾新带着一班西装革履的中老年人在恭候。周围还有不少警察在戒备，想来是怕扔鸡蛋的事情再次发生吧。
东京帝国大学是日本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大学，也是亚洲创办最早的大学之一。它的前身是明治时期创办的东京开成学校和东京医科学校。明治维新初期，日本政府公布了《新学制令》，为向欧美学习打开门户。在1877年，根据文部省指示，将两所学校合并，定名为东京大学。不久后，文部省兼管的东京法律学校也并入该校。
1886年，明治政府为适应国家需要，培养具有国家主义思想的人，颁布了《帝国大学令》，东京大学改名为“帝国大学”。从这个霸气名字，就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对这所大学的重视和关爱。“帝国大学”作为东大的校名，整整使用了十一年时间（1886。3—1897。3）。直到京都大学改名为“京都帝国大学”，为了区别，才在“帝国大学”名称前面加上“东京”二字。
早在帝国大学时期，滨尾新就曾担任四年大学总长（1893。3—1897。3），现在是他第二次出任总长之职，所以对于东京大学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互相寒暄之后，他便充当讲解人，带着孙元起向校园里走去。
刚进校门不远，便看到一座朱红色的雄伟建筑，巨大飞檐架在一道红墙上，下面便是通往校园伸出的大门。滨尾新热情地介绍道：“孙君，这座赤门建于文政十年（1827），是加贺藩第十三代藩主前田齐泰迎娶第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的女儿溶姬时所建造，作为加贺藩在江户上屋敷的御守殿门。在江户时代，藩王娶妻建赤门是一种习俗，表示应纳新的家庭成员。这种赤门一旦受灾损毁，便不能重建，所以保存到现在非常难得！”
孙元起点点头，眼前这座赤门倒是不陌生，在后世它已经成为东京大学的象征，好比清华大学中写着“清华园”三个字的二校门一般。
在北京的时候，平日里往返京城和经世大学，会路过清华园，略略知道这座始建于康熙年间的皇家园林最初名叫畅春园，咸丰年间才把畅春园的东半部分改叫清华园。后世学子们景仰不已的牌楼，现在还没有建立。在历史上，它是始建于1909年。至于上面的“清华园”三个大字，则是晚清军机大臣那桐1911年题写的。
想到这里，孙元起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创建于1911年的清华大学，前身是由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眼下，各国的庚子赔款都被慈禧老奶奶截留了，